在平淡的日子里，回家的地铁，行驶在城市的夜幕之中。行车在高耸的建筑群间隙之中，就像是庞然大物之间的脐带，流动着这座都市的经济文化命脉。而地铁上的旅客，就像是血管里的白细胞与红细胞，为这座城市的心脏跳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用理想“吞噬”着现实的残酷，为人类文明在城市的巩固与拓展输送着新鲜的氧气。忙碌的上班族们，享受着科技带来城市的便捷与舒适，又似乎更倾心于在虚拟世界之中度过闲暇时光，淡忘了我们所乘坐的地铁、轻轨，百年前也曾是充满惊奇的“庞然大物”，曾是人类创造于大地上的奇迹之物，带给过世界原初的轰动、恐惧、担忧与欢喜，也忘却了我们儿时初见它们的喜悦与紧张。偶然相聚于同一车檐下的乘客，只是醉心于虚拟世界的我们之外的陌生人，窗外的风景故事，更被我们遗忘于生活的角落。
电影《雨果》中火车进站的场景
音乐与艺术
然而，也许，当代艺术可以帮助我们学会慢下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旅途，也放飞我们的想象力。就像近来歌手周杰伦的最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MV所引发的网络热潮，可谓是财力和实力的展示。苏富比拍卖盛会系列Contemporary Curated：Asia邀请了周杰伦当人首届策展人，进行音乐和艺术的跨界合作，为普通观众介绍他所挑选与喜爱的当代艺术。我们可以看到受其母亲叶惠美喜欢画画影响，周杰伦本人对现当代艺术有着很专业的鉴赏力，个人收藏了众多现当代艺术作品，如毕加索、里希特、斯特拉、巴斯奎特，并陈列在价值20亿元的豪宅里，甚至踏进了NFT的数字艺术收藏品领域。
周杰伦担任苏富比“当代策展：亚洲”客卿策展人，坐在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无题》作品前。
也可见，特别是现当代艺术，让我们的世界更为多元和丰富，背后蕴含的人性解放和自由，点燃了我们因日常工作和生活变得僵化的肉身的希望之火，正如当代艺术家黄永砯的“鱼头火车”可以帮助我们重拾对“列车”的惊奇感。黄用砯2011年用玻璃钢、动物标本、一节火车车厢、毛绒玩具做了一件《专列》（Leviathanation，直译为“庞然大物”，或者“利维坦国”）的装置艺术作品，偌大的“鱼头火车”，陈列在798当代唐人艺术中心，鱼头上是老虎、水牛、马、鳄鱼、猴子等动物的小头，我们不用去纠结其中的晦涩与争议，“鱼头火车”本身给以视觉上的冲击力，就像跌入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世界。“鱼头火车”的内部被装饰成会议室和休闲室。
黄永砯《专列》（新华社）
这样的列车即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策展人侯瀚如在《走向一个被斩首的世界？》一文中如此回答，作品使用的火车车厢是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家领袖到全国各地旅行使用的类型，许多重大决策亦是在这样的车厢内形成的，他把鱼头火车的英文名与乌托邦主义杰作《利维坦》联系在一起，认为艺术家把作品置于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相关的语境之中，“当代的中国始终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各类或喜、或悲的戏剧性事件铭刻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又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同时，这些事件也是全世界历史的关键组成部分。”这样的解读赋予了“鱼头火车”以全球化时代下的政治寓意，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和艺术，也有了悲剧气质。存在即是合理的，但也忽略了列车的另一层隐喻。这层含义来自于历史车轮的另一个横截面，不是指向“庞然大物”的乌托邦世界，而是“列车”也会给以我们希望，就像是德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基弗，他笔下奥斯维辛后的列车轨道，指向了过去集中营的黑色，压抑与沮丧，但也指向了看不见的光芒，微弱却撑起了一片天空，那就是描绘了希望的未来。
地铁上，当人陷入遐想时，自己就像是唯一的乘客，周围的嘈杂与喧嚣都消散，拥挤的车厢也变得安静，让我的小宇宙世界也获得片刻的静止，不再是翻江倒海，而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在生活中对这句禅语的理解，是在听当代艺术家徐冰讲他用双子塔倒塌之后的尘埃，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工作室，突然发现本来一处地标性的建筑不在日常生活之中，引发他对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思考，是哪一种更长久，可以更永恒，更本质。国家在物质世界长期保持一种膨胀、凶猛、飞速发展的形象，而民众对之外的世界了解甚少，而导致意识形态冲突更为加剧，引来了不同宗教、种族、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性的悖论问题，而引发更多的文明冲突，正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样，探讨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观念冲突。
现实与历史
然而，当我们即使处于封闭与狂躁的年代，我们与“他者”之间，哪怕是与冲突不断的国家，彼此是怀着不同观念、信仰，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无论是从官方，还是从个人途径，双方依然在尝试着有着影响个体命运，甚至可能改变着国家和公民未来的民间互访往来。上世纪70年代，美方访华的队伍有科学家、教授、医生、音乐家、新闻记者、知名人士，而中方有乒乓球代表团，体操、科学家、医学、新闻代表团和杂技团，其中有我们熟悉的“乒乓外交”，也如我们所陌生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友好代表团”（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简称“CCAS”）。
这个友好代表团的成员们来到中国的时候，还在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第一批能够访问中国的美国年轻人先锋。1971年，“CCAS”的年轻人们，考察了广州、上海、苏州、南京、北京、大寨、太原和云南，甚至得到了周恩来总理长达4个小时的亲切接见。那时候，这些美国年轻人怀着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的热爱，对越战的反感之情，有着少年英雄、血气方刚之气来到中国。
如今这些年轻人，成为美国高校的研究中国、亚洲问题的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和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也在建构新的对中国的美国观察与知识生产，培育新的谙熟中美关系和问题的年轻人。他们中有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历史系主任毕克伟（Paul Pickowicz）、全球战略学院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韦尔斯利学院政治系教授邹伟廉（William Joseph)，其中谢淑丽担任过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也许这些打破时局限制和社会禁忌的人们，就像茨维格一样，信奉着“世界公民”的理想主义，就如茨维格在《昨日世界》里描述的，即使是敌对的双方，也会纠结与痛苦战争带给自己与“敌国”朋友们的友谊断裂，但是也有人因此宣扬起了反战，并且自豪地保持着与“敌国”朋友的宝贵友谊。所以，回到中国的特殊时期，这就有了1972年第二个“CCAS”代表团在河北唐山参加宴会时，中国唐山宾馆的糕点师赠以“打倒美帝”的蛋糕，“CCAS”的成员拍下了这个蛋糕，也并没有觉得被冒犯，这张照片的数字版现在也保存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盖泽尔图书馆电子档案里，在场的美国人也将其视为美国政府越战政策的反对，也是一种幽默，因为在“CCAS”代表团走访中国时，从他们后来的演讲和回忆以及留下的照片，可以得知当时一行上见到了许多反美帝国主义的海报。目前国内对这些档案的研究并不多见，来自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陈晰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友好代表团档案”的由来、概况及史学价值》一文和相关英文文献里，做了深入的介绍，但是国内更多是网络分享当时的照片，仅限于随笔式和感言式的简介，甚至以猎奇的心态和民族主义的情绪，而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
1971年7月，知识青年欢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美国会员友好访华团的演出场景。
1971年夏，“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美国会员友好访华团告别现场。
外国人关于中国的印象，随着时代发展经历着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到家乡做客的美国朋友夫妇，他们说很多美国老百姓还会以为中国百姓生活在水声火热之中，都是不会笑的菩萨，到了中国才发现中国老百姓都热情好客，特别是四川、重庆人民特别喜欢爽朗的大笑。印象是会变化的，时隔十几年之后，我在美国公派留学期间，遇见的外国人谈很多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熊猫，长城和北京，还有美国的出租车司机、优步司机等，都表示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物美价廉，而对中国形象有了更多好感。连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房东夫妇，当我表示想跟他们学习做美国西餐时，他们很惊讶地说：“难道不是我们跟你学中国菜吗？中国菜是最好吃的！”我认识的一个菲律宾男孩在圣地亚哥留学，说他周末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圣地亚哥动物园看熊猫，如果别人问他周末有什么提议，他便会兴奋地跳起来说“我们去动物园看中国熊猫吧”，即使是阅读电子邮件的文字，也能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对熊猫的热情和喜爱。
长城、熊猫在内的符号，可以说构成了我们关于中国的复杂共同体的想象建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以西方的大众文化流行物以东方智者的形象，例如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青春变形记》都塑造了中国的思想者。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的思想是什么？从青铜铭文的宅兹中国，再到许倬云先生的《说中国》，道不尽的中国，都是让人酣畅淋漓，从大历史角度去反思中国的历史，我们不再只是用中国的名称，也会去思考我们究竟是谁：中国人，汉人，唐人，华人？等等。许倬云先生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来思考什么是中国，中国何以存在、又如何变成为一个复杂的共同体。就像宋代时，存在着辽、宋、金、西夏等多个民族建立的政权，存在着几个“中国”。正如作者在自序和书中写道，在中亚人的口中，都被称作“桃花石”，西方并不在意那里有几个中国，或者几个桃花石，只知道这些东西贸易的货物来自东亚大陆。我们看到的中国，不是一个单一区域和观念不变动的中国，也不是仅仅以民族和血脉构成的中国，这个中国在变动，作为共同体，就是“天下”，“周边对中央王朝有不同程度的归属”，维系中国的观念的真正力量在许倬云先生看来，可能是经济（统一的市场，形成了经济的交换网络，同时这个市场在元代这样的乱世反而更好地实现了“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调节），但也包含了社会政治（阶层的流动，精英不能永远世袭），还有语言（统一的视觉符号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这让我想到了徐冰的《汉字的性格》一影像作品）。所以，许倬云先生一直用动态的因素来看待“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这四个维度构成了立体的、多维度的、丰富变动的中国，让我们有认同感和归属感。许倬云先生的历史研究偏向于大历史和全球视野，具有一种思想者的气质。
思想者
何为思想者的气质？我想到了罗丹的思想者，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校园里，也有一尊雕塑复制像。有时候入梦，也会记得他身后的塔楼，还有图书馆，颜色用一种高级灰或者美院灰调和而成。这样的灰调子，艺术家陈淑霞曾经在课堂上分享她的理解，也演示了高级灰的创作过程。正如她的油画作品呈现的面貌，画面似乎在平稳地呼吸，色彩随着呼出与吸入而流动，色彩丰富而不夺目、饱满而不张扬，也如观者评价“说明内心很幸福”。高级灰，这也是许多艺术家的一种品性——华丽的低调。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立的猪》一文中，说过人会给人自己，还有动物给设置生活，这是人特有的品性。我想，可能在一个极度崇尚科技与理性的社会里，对特立独行的猪一样的独行侠，作为学者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怀念，而哲学家、诗人特别是艺术家，更容易成为这样的特立独行的人。同时，他们容易被不明真相的大众给驱逐出主流市场，却又在被市场中不断消费与神化。
白南准《电视佛》
哲学家作为思想者的代言人，常常有一些有趣的奇闻轶事发生，比如罗素邀请维特根斯坦做讲座，维特根斯坦没有钱付路费，又不好意思找罗素借钱，最后罗素买了维特根斯坦留在剑桥的旧家具，我想这也是思想者们的友情表达。那么，我们的艺术家们，相聚在当代艺术的历史列车里，又会怎样表达友情呢？美籍韩裔影像艺术家白南准（Nam June Paik），曾在1960年表演的时候剪掉了观众席中的约翰·凯奇的领带，一时四座皆惊。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对现代音乐先驱的约翰·凯奇的致敬。也许正是参禅的思想者式的创作思维，让两位艺术家惺惺相惜。不论是白南准的《电视佛》还是约翰凯奇《4分33秒》，前者是佛像对看电视机、电脑屏幕里的佛像图像，后者则没有音乐，只有观众的想象力和声音（甚至噪音）制造，度过了4分33秒，都让我们一度产生了怀疑论，反思宗教是什么？怀疑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在白南准去世后，就像女性主义艺术家小野洋子，也是“甲壳虫乐队”主场约翰列侬的遗孀所做的，葬礼嘉宾们纷纷把领带剪断，放在了白南准的身上，以示一种艺术家友谊的纪念。
回到现实，此刻，我眼前的城市，拥有的不仅是平静诗意的星空景致，这片星光之地，也因居住的我们以及与我们的创造物，拥有着它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地铁的沿线，更多是人造建筑基地的痕迹，即使北京繁华的五道口“宇宙中心”地铁沿线，依然是大片建设中的建筑基地的工地和工棚。这里，也许曾经是无尽的森林与田地，当我们不得不扩展城市空间之时，也不断地在侵蚀最后的自然空间。而更心酸的是，当我们欣赏着都市的灯火辉煌，依然有很多农民工同胞居住、卧睡在地铁沿线简易的工棚里，为养家糊口而辛苦劳作，为改变命运而起早贪黑。这让我想起了艺术家邱志杰的《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计划》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与表达，以及《重复书写兰亭序1000遍》，转换了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经典文化的圭臬，指向了图像的虚无关系。邱志杰策划上海双年展那一年，幽默地说过，“作为艺术家的邱志杰痛恨作为策展人的邱志杰”。我想，当代艺术家面对实验性的策展探索有这样莫大的勇气如此自我评价，也是思想者的一种气质与智慧了。
此时，一列列穿梭的地铁，就像一道道划过尘世的星辰，那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交织成大地上的银河。此时，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不是在鸟儿飞翔的天空彼岸，而在城市森林的星空此岸，因为我们脚下的大地，紧随那流动的城市星光，天地交相辉映。“列车到站……”广播再次打破了我的遐想，我背过车窗，转身跟随着人潮涌动，低头看着手机未读的信息，走下了地铁……
（作者：苏典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