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之女马海莹谈父亲和鲁艺
2022-05-24 16:26  点击:119189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作者:张影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出席人员中,鲁艺师生占半数之多。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同志又亲赴鲁艺演讲,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指明了到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的方向,极大激发了鲁艺人的创作热情。彼时,音乐家马可身在鲁艺,深受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影响,创作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南泥湾》《夫妻识字》等音乐作品。近日,马可之女、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会长马海莹,向记者讲述了《讲话》发表前后父亲马可所亲历的历史片段。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的鲁艺风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大地硝烟弥漫,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奔赴心中的红色革命圣地延安。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文学、艺术为武器,为抗战呼喊。

在抗战中,马可走上街头,走进民众中间组织歌咏队,参加演剧队,写下了不少抗战歌曲,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十分欣赏马可的音乐才华。1940年初,在冼星海的邀请下,马可和怀孕的妻子来到延安。

鲁艺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文艺精英,这群年轻人身怀艺术才华,同时又有着热切的报国之心。在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的环境之中,教师仍不遗余力地传授知识,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鲁艺焕发着勃勃生机。



▲ 马可在鲁艺音乐系教学  马海莹 供图


马海莹从父亲保存的照片中看到他给音乐系的学生上课的情景,“在室外几个学生坐一排,我父亲坐在对面的一个凳子上,拿着一本教材,教学环境很简陋。”

那时的鲁艺没有围墙,艺术学院里的声响引得老乡围观。慢慢的,老乡们编出了顺口溜:“音乐系的哭爹喊妈,戏剧系装疯卖傻,美术系画他爸爸。”因为音乐系的学生各种练声,戏剧系的学生拍戏演戏,美术系的学生请老乡大爷当模特,老乡们没见过这种场景,故此调侃。


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鲜明阐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导向,回答了文艺工作的立场等基本问题。文艺界人士豁然开朗,心中的层层迷雾被拨开。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鲁艺演讲,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震撼了“象牙塔”中的师生,使鲁艺人找到了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道路。鲁艺的文艺工作者走出校门,走进社会这个“大鲁艺”之后,艺术创造力喷发,一方面汲取民众生活中的养分,另一方面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

一大批符合抗日战争形势和根据地生活特点的文艺作品涌现出来。美术系的江丰、彦涵、胡一川、马达、沃渣、古元等创作了木刻版画《清算》《不让敌人抢走粮草》《乡政府办公室》等,按中国人的审美,将人物脸面的阴刻改良为阳刻;文学系的莫耶、贺敬之、马烽、周立波、海默等创作了《延安颂》《南泥湾》《吕梁英雄传》《暴风骤雨》《粮食》等优秀作品;音乐系、戏剧系组织了鲁艺秧歌队,走街串巷去给老乡们演新的秧歌剧,在过去的秦腔等基础上,填上新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兄妹开荒》;鲁艺集体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到观众中演出,呈现了有观剧战士举枪要打死“黄世仁”的现场效果,可见艺术作品之深入人心。

马可初入鲁艺,只是想在教室中钻研音乐知识。他觉得,专业的知识肯定从书本上来,要向音乐院校的老师好好学习,未曾想过去民间学习。到了鲁艺没多久,鲁艺就派他到民众剧团当音乐老师。最开始,他对秦腔是排斥的,觉得扯着嗓子吼的秦腔缺乏音乐美感。后来,他每天跟着剧团翻山越岭去演出,宣传抗日,与团员建立了深厚感情,并逐渐感受到了秦腔、郿鄠的艺术魅力。他认为中国的民间音乐、民间戏曲是一个极大的宝库。他用郿鄠的音乐,填上新词,创作出教育农民学文化的《夫妻识字》。他谱曲的《南泥湾》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延安精神,艺术魅力经久不衰。

鲁艺师生把从民间搜集而来的艺术加以升华,再送回老百姓中间去,真正走向了“大鲁艺”。


沿着《讲话》指引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端于延安鲁艺的单位遍布全国,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文艺劲旅,沿着《讲话》指引的道路,继续为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贡献力量。

鲁艺人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浮雕、国旗国徽等设计有鲁艺美术人的参与;《春节序曲》《咱们工人有力量》《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和我的祖国》等音乐佳作出自鲁艺人之手;电影《赵一曼》《南征北战》《上甘岭》《青春之歌》《甲午风云》《烈火中永生》《英雄儿女》等,有鲁艺的导演、演员、曲作者参加创作。

马可离开鲁艺后,创作出了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后来,他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音乐研究工作,不负初心,弘扬着鲁艺精神。

作为老一辈鲁艺人的后代,马海莹如今接过了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会长的担子。她说:“我们有责任将延安鲁艺人在《讲话》发表前后的状况告诉大家,希望用延安鲁艺老一代艺术家的故事,让年轻人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艺术家应该做什么样的事。那是中华民族曾经的一代青年人的选择,当代青年同样面临如何将个人选择和国家的命运相结合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