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冰冷的牢笼，几丝微弱的喘息，江姐在昏暗中孤独地唱起这首歌，婉转入耳，温柔又坚定。伴着这歌声，一位红衣舞者在牢笼上方自由地舞蹈，有限的叙事空间中，视听元素的传达呈现出微妙的同步和错位，舞台上仿佛存在着无形的手，把观众拉入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红岩”上傲雪凌霜的“红梅”铺展开来，将新时代的热血倾注进革命的精神与理想之中。
小说《红岩》将中国近代史上的不朽事迹写入书中，自此“江姐”作为一个文艺作品中的经典革命形象变得更加鲜活，在电影、电视剧、歌剧等不同艺术作品中，用坚贞不屈、碧血丹心的精神信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由北京电影学院出品的首部音乐剧作品《江姐》通过全新的方式，阐述新时代的“红岩精神”。与专业剧团不同，该剧主体创演团队由学院师生组成，向观众展示了北京电影学院新增音乐剧表演方向以来的阶段性成果。用音乐剧的独特表达方式，从多个维度满足了新时代大众的审美想象，在缅怀与重塑中完成红岩精神的新时代转译。
“高歌和平”：革命精神的时代主题
一直以来，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在主题开掘的向度与把控方面存在创作难度。小说《红岩》以悲壮的笔调，撕开残酷的历史真相，力透纸背地描写地下党员所遭遇的迫害，体现英雄人物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小说通过敌我斗争的刻画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为大众树立一个崇高的道德理想，这样的创作方式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语境相契合，但时代更迭，当代舞台上的红岩精神该如何表达？是忠实的重描小说文本，还是在文本的结构中寻找作品更深刻的内涵？无疑，音乐剧《江姐》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表达意图。
“和平”成为音乐剧《江姐》的着墨题眼，在新时代的“和平”议题中，《江姐》敏锐地捕捉了当代大众的情感诉求。剧中，娃娃在监狱一字一句地唱起国际歌，作为渣滓洞中最小的关押者，稚嫩的嗓音传递出单纯又坚定的愿望。孩童人物的巧妙设计流露出干净澄澈的革命情感，从感性上触发了观众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监狱长黄锐津在与江姐回忆家乡时，勾起他内心深处的温情与渴望。在这里，导演用一段二重唱的形式，从二人不同的视角回望抗战斗争的艰辛岁月，强调“本是同根生，何必苦苦相争”的情感主题。江姐牺牲前，反派长官徐之行对她说出身不由己的自白，言语间对江姐钦佩与惋惜，冲淡了敌我矛盾的暴力与血腥，透露出反派人物内心的复杂与无奈。
追求和平、渴望和平、不得已放弃和平……剧中的人物都有着对“和平”的自我理解，剧本紧扣“和平”主题，以更加内化的方式传达了同为中国人的真实情感与和平愿望。这种革命情感在新时代的转译，加深了观众对红岩精神的认识，在升华中与观众产生共鸣。
“人情况味”：人物情节的表述策略
本着艺术创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历史叙述原则，音乐剧《江姐》选择了江竹筠革命精神的事例为核心故事，独创性地将视角聚焦于她在渣滓洞监狱的512天。用升降牢笼和两架横贯舞台之上的吊桥勾勒出监狱场景，通过凝练的时空选择，完成人物情感的深入开掘与故事情节的细节构建。
“江姐”的人物塑造有别以往“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以悲壮的革命豪情为底色，更加观照人物多面的社会身份与情感。血肉之躯的江竹筠，是善良的大姐，是狱中姐妹的情感依靠，在艰苦生活里给予他人温暖的关怀；是温柔的妻子，将儿女之情融进革命理想，支撑着她熬过痛苦与恐惧；是恩勤的母亲，当孩子的安全遭到威胁，也会流露出寻常母亲那般脆弱和无助。这些平凡之情在导演的设计下显得分外真挚，使得最终江姐牺牲的悲剧力量更加浓厚。
剧中着墨了一条以江姐触发的人物成长弧线，通过江姐对他者命运选择的影响，展现了历史的必然和革命者的无私情怀。在江姐的影响下，国民党军官黄锐津从身为渣滓洞监狱长的矛盾中逐步觉醒，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江姐与他在狱中讲起自贡乡音之时，内心同为中国人的情怀已然被江姐触动。直到江姐牺牲，黄锐津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画外音的方式插入江姐的信，象征着江姐的精神一直陪伴着他，铮铮誓言格外响亮。毫无疑问，剧中人物命运的勾连，有着合理而动情的成长逻辑，从不同的维度彰显了江姐人性之美的力量，从而实现了革命情感的丰富和补充。
“红色浪漫”：叙事空间的意象营造
相比话剧、舞剧与歌剧艺术，音乐剧以综合性见长，歌曲、舞蹈、表演（指话剧表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强调再现与表现的平衡。音乐剧《江姐》在语言叙事的基础上，用舞蹈的巧思为作品呈现出一道铿锵有力又灵活自然的意象景观，有意或无意间，发挥音乐剧的艺术特色，促成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交织的艺术气质。
剧中独创性地设计了一个红衣舞者的意象角色，不时徜徉在叙事与情感的表述中，使整个作品萦绕着浓浓的诗意。红色，是赤诚、勇气、荣耀，属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色彩符号和情感象征，这样的视觉元素与抽象的舞蹈身体重叠，产生别样的审美效果与无限的精神意义。牢笼之上，舞者舒展的双臂与飞舞的裙摆，举重若轻地将江姐内心的嘶吼与对自由的向往表达出来，成为人物内心活动的外化。在监狱众人短暂的欢乐时刻中，舞者踏着轻快的步伐，引领大家追逐萤火虫的踪迹，所到之处是理想的闪闪荧光。听闻解放军前线的胜利，众人在狱中缝制国旗，舞者身披红色的旗帜飞舞昂扬，也将众人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洒满舞台。红衣舞者变换丰富的动作与调度，以身体的多义性，打开舞台画面的感受与阐释空间。
红衣舞者看似游弋于叙事空间外，却又凝结在以人物命运为核心的情感向心力中，促成了真实与意象间的连缀，将叙事所遮蔽的情感意蕴与文化意义揭示出来，补充进视听画面中，使作品中的革命精神与崇高信仰更加立体。
红梅盛开之景，虽没有磅礴气势，却意蕴深远。如同渣滓洞中的革命先烈，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时代文化与审美给予了音乐剧《江姐》崭新的气质，让新时代中国理想的光芒照进渣滓洞阴暗的牢笼，那已不再燃烧的烈火在盛世的骄阳下，映照出别样的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