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河南，读懂“宋词里的中国”之一
——读懂苏轼与河南
作者：李庚香 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为进一步推动社科工作者进军网络主战场，扎实推进“河南兴文化工程”传播体系建设，努力打造“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文化品牌，9月8日，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李庚香研究员在深入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推出了“行走河南，读懂‘宋词里的中国’”系列视频。
今天发布系列视频第1期：《行走河南，读懂苏轼》（之一）。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是中国漫长而又充满活力的历史中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他虽一生仕途坎坷，但难掩学识与天资，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与其父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堪称中国古代文坛最著名的“父子档”，可谓“一门父子三词客”。《宋史.列传》写他9509字，近万字。他为文明畅顺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诗清新明快，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词风豪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书法，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四川考察，前往三苏祠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一无二、辉耀千古的苏轼生在四川、葬在河南，一生与河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四川的三苏祠到河南的三苏园，苏轼走了多远呢？正如他所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因此，今天，我们读懂苏轼，就读懂了这一“千古风流人物”，就读懂了河南，就读懂了“宋词里的中国”。
苏轼一生多次到河南。宋仁宗在位的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两兄弟自川陕赴京城（开封府）去考科举。嘉祐二年（1057），年仅20岁的苏轼与苏辙初次赴举，一举登科，以其卓尔不群的才华名震京师，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此后归乡给母亲守孝直到嘉祐五年。
直至嘉祐五年（1060），再至京师，此时苏轼苏辙已有官职，授任河南府福昌县主薄，但没去，由欧阳修推荐参加次年的“制科”考试。在开封府任职时，“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嘉祐六年（1061），苏轼兄弟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正式入仕。当时苏轼赴任陕西凤翔府路过渑池（今属河南）。 这一年，他写下《和子由渑池怀旧》，写出了人生无定，际遇偶然，陈迹易消，传达了带有普遍性的人生体验。他用“雪涨鸿爪”来比喻往事所留的印痕，暗示人生的偶然无定。以“泥泥鸿爪”喻今昔变迁，人生无常，想象新奇，发人深思。
嘉佑八年（1063），苏轼在凤翔任职（仕宦生涯第一站），这年宋仁宗去世，侄子宋英宗继位，改元治平。
治平二年（1065），由凤翔返回开封，任直史馆。
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从开封府返回眉州守孝。
熙宁二年（1069），苏轼守完孝回到开封，就赶上了王安石变法，由于各种原因，苏轼成了宋神宗支持的新党的对立面。
熙宁四年（1071），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迫离开朝廷，外赴杭州。 1071年，在《龟山》一诗中写道：“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
熙宁九年（1076），从密州（今山东潍坊诸城县）任满回京。
熙宁十年（1077），从开封府远赴徐州，任徐州知州。
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任湖州知州，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用语暗藏讥刺朝政。苏轼七月二十八被捕，八月十八入狱，十一月二十九释放。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案件判决结果将苏轼贬到了黄州。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元丰七年（1084），任汝州团练副史。在《满庭芳》中，他说“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他期待“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相信汝州有汝州的好处。然而，在他奉诏前行汝州任职的途中，由于路途坎坷艰辛，他的幼子在路途中不幸夭折了。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苏轼写下了139首诗，24首词，文章近百篇。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题西林壁》，此外，他还创作了《石钟山记》。《题西林壁》描写庐山观景的感受，揭示只有“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才能认识事物的全貌和真相。这首诗明如白话，但其味甚浓，其理无穷。在一时期，他创作了《石钟山记》。1084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七年，“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湖口，因得又观所谓石钟者”。他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题西林壁》讲的是“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而《石钟山记》则讲要获得正确的认识，需要亲临现场，需要调查研究，需要实事求是。其实这两篇作品的背后，都涉及到如何看待宋朝“变法”的方法论问题。在知行关系的认识上，宋代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1085年十二月，到京。
绍圣元年（1094），绕道汝州会弟苏辙。苏轼和苏辙兄弟情深。苏辙说他“抚则我兄，诲则我师。”在《满江红》中，他说：“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体现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苏轼年62岁时，流放到海南岛，他登高北望，有四顾途穷之感。然而，在他看来，海南与中原，犹如仓中的米粒，无所谓优劣。
公元1101年，苏轼在常州病逝，次年葬在小峨眉山（今在平顶山郏县）。之后苏辙墓和苏洵衣冠冢均葬在此，俗称“三苏坟”。
苏轼在《澄迈驿通潮阁》中提到“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体现了对中原的深沉眷恋。他的《别子由三首兼别迟》其二写道：“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水南卜筑吾岂敢，试问伊川买修竹”，表达了对嵩山之阳的热爱。苏轼最后选择了在此地安享歇息，有形胜说、家境不济说、祭祀方便说、“土厚水深”说，“表恋阕之微诚”说五种观点。但在我们看来，苏轼遗嘱“即死，葬我嵩山下”，与嵩山周围地区“土厚水深”、“土厚且坚”、“状如列眉”有关，美似家乡峨眉，还与宋代的规矩有关，与距宋皇陵群近有关。清代毕沅认为，当时宋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出身中原以外的各地朝廷大员，死后可以在汴京方圆五百里以内选地安葬，比如出身庐州合肥的包拯死葬巩义，出身苏州吴县的范仲淹死葬伊川，出身江西的欧阳修死葬新郑一样。从三苏祠到三苏园，苏轼到底走了多远？他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从故居到嵩山南麓的陵园，我们仿佛看到了苏轼在中原大地上行走的身影。穿越千年，我们或许能从苏轼遗留给我们的诗词中，透过他的身影窥探一下他的心路历程。
供稿：宋淑芳 张广杰（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