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之所以发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不仅对中国文艺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世界进步文艺也有参考价值，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同志不仅深刻地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将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求取中国化的鲜活成果，解决了先进理论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落地生根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将文艺视为人类解放事业的必然组成部分，视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高度重视文艺的人民性品格。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文艺的实践品格，因为哲学的任务不但在于认识世界，而且更在于改变世界，文艺同样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中国新文化尤其是进步文艺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进步文艺如何与人民大众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进步文艺就无法摆脱凌空高蹈、自说自话的困境，甚至可能退回个人主义的小天地中去。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跳出文艺谈文艺，将文艺置于中国革命事业全局中思考，在对中国进行历史定位的过程中对文艺进行定位，具体说，就是在确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基础上，确认中国革命目标是反帝反封建以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因而革命的任务就不仅是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建立一个新文化的文明先进的中国。为此，文艺必须走民族、科学、大众的道路。为此，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为工农兵的。为此，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与人民结合，转变思想情感和立场。由此，解决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解决了进步文艺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使文艺真正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发生联系，使文艺真正带上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讲话》不仅开辟了中国文艺的新天地，而且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那就是要在认清党情国情世情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以之指导文艺事业，使文艺与时代同行。

可以说，《讲话》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光辉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文艺政策，迎来了文艺的新的春天。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出发，对包括文艺在内的各项事业进行战略规划。只有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新时代文艺的使命与要求，那就是要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历史的大变革，清晰地认识到新时代的历史定位，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而歌与呼，用创作汇聚起澎湃的中国力量。

《讲话》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困扰进步文艺发展的问题，而且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党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提升了党领导文艺的能力，使党领导的文艺队伍空前团结，有组织有规划，不断发展。

党领导文艺，必须制定科学的理论纲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极其重视文艺工作，积极探索文艺发展规律，制定规章制度，为文艺发展提供理论与制度保障。《讲话》是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党领导文艺经验提出的科学理论，为党领导文艺工作提供了正确的理论纲领。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核心问题出发，系统地论述了文艺人民性原则，正确地回答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为党领导文艺指明了方向。

《讲话》还正确地解决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正是由于将文艺工作纳入革命事业全局中思考，来自党内党外、不同地区、不同个性、不同艺术理念的文艺家才有可能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才有可能在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同时，文艺领域和其他各个领域的统一战线问题，也得到了有效解决。

《讲话》推动了党领导文艺的组织与机制建设，使党领导文艺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意识到文艺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提倡发展“文的战线”，要“文武双全”。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延安成立了大量文艺团体，研究文艺、活跃文艺、组织文艺。《讲话》发表之后，党进一步加强文艺领导，提升组织力，使文艺真正成为一支“队伍”。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文联、作协等各类文艺机构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指南，必然会在上述各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产生深远影响，指引文艺工作者勇攀艺术高峰。

由于极大地提升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境界，开阔了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眼界，提高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讲话》发表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出现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特别是原先不为人注意的秧歌剧、木刻版画、民歌等艺术形式，在进步文艺工作者改造下，获得了全新的艺术生命与魅力。秧歌剧，这原本流传乡里的耍笑艺术，以其生动丰富的肢体语言、欢快有情的唱词，成为传达时代信息的便捷艺术形式，引领中国人民大踏步地走向未来。陕北民歌，这层积了农民无尽酸辛因而不无苦涩不无悲凉的民间曲调，经由进步文艺家改造，化酸辛为甜美，变空想为理想，不仅唱出了中国农民千古未有的新心愿、新生活，而且唱出了解放全中国、开创新天地的豪情。木刻版画，以一把刻刀一块木板，刻出了最生动的中国形象、最分明的中国风骨，成为进步文艺新收获。在各种艺术精神的交融中，很快就出现了歌剧《白毛女》这样的高峰之作，一演风行，唱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更可贵的是，沿着《讲话》指明的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心探索，长期努力，开辟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广阔道路。比如柳青，长期扎根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创作了反映“农民走进新的时代之后，对于公有制、国家化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的史诗《创业史》。赵树理不愿做文坛作家，一心做“文摊”作家，一辈子为农民创作，努力使文艺融入千万农民生活中，其作为感人至深。周立波，则在探索个人风格和民族形式的路上勉力前行，不仅以秀美的文字塑造了细腻感人的人物，而且展示了中国的风土风情风物之美，韵味无穷。实际上，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文艺家们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这样的艺术探索、艺术经验在今天依然极富意义，促进我们深入思考在当今时代语境中，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讲述怎样的中国故事，如何塑造中国形象、塑造怎样的中国形象，如何传达中国精神、传达怎样的中国精神。只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才能全面理解《讲话》内涵，才能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才能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民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