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美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阶段，取得了不凡成就，奠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美术的基础。进入新时代，延安的革命美术传统与思想资源持续给我们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日前，由韩劲松著、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该书对延安美术丰富的历史内涵、延安美术的体系性特征以及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做了充分的挖掘和梳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之际，共同从延安美术中汲取精神的力量。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封面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的出版在今天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作者抚流追源的逻辑梳理，不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现当代艺术，而且对艺术的现实影响、艺术的共性目的、艺术的社会价值都有着深刻的剖析。它不仅是一部地域性的美术断代史，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美术辩证论，涉及具体画家，则更像画家在自然与社会两端辛苦跋涉的心灵记录，呈现出一部以人性演绎的心灵史。关于延安美术史，后代肯定会常议常新，我们今天的“断章取义”，不妨以此书为证。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首先触及了鲁迅与毛泽东同志对艺术的社会价值的观念。二人都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肯定了源与流的关系。生活之源与表现之流的道器同在，一直让中国的许多画家侧重怎样画，而不刻意专注画什么。他们则以旁观者清的立场，强调了画什么较之怎样画更重要。既然生活是艺术之源，大众是生活主体，如何以艺术直面生活和大众，在鲁迅和毛泽东同志看来，都是值得去深入探讨的问题。鲁迅所谓的大众，实际常常具有现实与理想双重不确定性，他曾在《三闲集·太平歌诀》里写道：“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鲁迅没有把握的是大众阶级意识的自觉，以及这种自觉决定的自立，而毛泽东同志则在肯定了大众的阶级性的同时，强调了这一“阶级大众”的革命觉悟是需要革命的文艺去号召与唤起的，革命的艺术家与作品的作用由此明确：肯定斗争，鼓励士气，昂扬精神。《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不但在书的副标题上注明“艺术为人民”，更在绪言中坦言延安美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方向这一困扰中国美术一个世纪的难题，由此开启了作者在延安美术的实践中去分析、判断和总结艺术如何为人民的的论述。也诚如作者自己所言：“本书名为《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但不同于一般的编年史写作方法，更接近于问题史的写作……”因叙述历史而引申出问题，因讨论问题而辩证认知，本书便从可读升华为耐读。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在论述的逻辑上是舒展、清晰的，在开篇第一章《鲁迅艺术学院与革命美术教育的兴起衍变》即明确了鲁迅的方向，可谓师出有名，中国革命文艺当然与中国文化的旗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鲁迅未能做到的，延安又接手在做，同样是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延安显然要走得更实、更远，但并非一路顺风。作者在第三章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回忆了延安美术思想的争论，其中既有不同立场和站位所形成的不同思想的碰撞，也有主题与形式的矛盾、讽刺与暴露的主客观辩识，甚至具体到因风景写生而牵扯出的形式与内容之争。作者显然查阅了大量资料，许多当事人的原话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如江丰、胡蛮、罗工柳等人在看完马达、庄言、焦心河的风景写生展览后，江丰认为：“在延安公开提倡这种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歪曲现象，并专在艺术形式上做功夫的所谓现代派绘画是错误的，它完全不符合革命实际的需要，它与广大人民的欣赏习惯格格不入……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这样的话语实际在以后的许多年里都具有影响力，这一类型的艺术与小资产阶级也因此有了某种特定的关联。
▲ 抗旱（版画） 13.2×19厘米 1944年 古元
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革命文艺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以座谈会为界，这之后的文学与艺术进一步明确了新的文艺精神。“我们的文化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作者在梳理这一段历史时，非常注意个案的存在，因为每个人不同的反应才是历史真实的依据，每个人不同的认识才构成这一段历史的生动。所以在第四章中，作者按版画、年画、漫画、素描、连环画、插图、雕塑等不同绘画形式，分别摘出画家的个案，以个别观整体，从特殊看一般，个案举例具体生动，人物又大多是耳熟能详的大家名人，作者与读者共同分享了在那一历史年代，特定的红色区域中难得的过往与曾经。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将延安的艺术家从革命人到革命画的过程做了详尽细致的考证和表述，许多生动之笔令人过目难忘，如胡蛮与力群的辩论、关于马蒂斯之争、关门提高、鲁艺整顿、延安木刻、新年画运动等章节，将读者一下子就引领入当时的历史氛围，感同身受一个艺术家在战争年代的思想与认识。
作者以革命的艺术为主题，实际上更多的说的是人，人在特定环境中心态和立场的转变，尤其对敏感的艺术家而言，在共性与个性、整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矛盾关系中的自我，书中都有详实生动的表述，所以读者可以超越艺术的政治色彩和艺术人的具体行为，进而看到人的真识。
延安的革命艺术重点在提倡大众化的方向和民族化的语言，从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时至今日，大众与小众、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等的关系依然是艺术家们在创作时无法回避的关系，和战争年代不同的是，国家的昌盛为艺术家提供了更自由、更宽阔的选择。但为大众、为人民的艺术，仍然应该是，也必然是更多艺术家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大众化的艺术，到延安美术对大众与人民更深入的理解，书中的重点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更加明确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的政治主张。作者肯定的是艺术家的个人立场与囯家的主体立场并不矛盾，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相互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会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达到艺术作品在思想内涵上的高度，在形式表现上的多元。
读者会从延安的革命艺术的语言形态上看到，民族的、民间的、民俗的艺术语言是中国艺术表现的语言库，不分历史与现实，它一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首选，也一直是艺术创新的底蕴。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对历史与现实都颇有见地的好书，对了解中国当代艺术以及末来的趋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