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重的日常

五月以来，大家记挂的“邬老师的展”在初夏的清绿中开幕。或是因袭艺术家对绿色的一点偏爱，海报、展厅幕墙让这颜色蔓延开来，把他的白发衬得很精神。

今年，邬继德先生80岁。算起来在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老先生”中，他的个展推出得略迟。不过对于熟识的人来说也符合他的性格——总是那么低调、温厚、妥帖、从容。

其实，邬继德先生身手既快且靓。2009年适逢浙江美术馆开馆，以馆体建筑为原型的水印系列创作项目，他第一个完成——堪景、开会、回家、交稿，“反正想好了。”简明得有一点酷。他的版画同样格清气正、赘言无多。图式整然洗练，基色斯文稳实，拼融其间的线版、刀痕、视角、微表情或疏朗有致、或灵妙点睛，品读间令人时感心弦一动，意趣勃然。

回望从艺之初，邬先生见证和践行的是一条不断生成的经典之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视觉文化亟待构建、确立范式。以张漾兮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美术学院（时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版画系创建者以身垂范，创作出《送饭到田间》等深刻观照现实又富有传统拓印人文意趣的杰作。而在此新貌打开之前，往往被简化或隐去的前情却是“毫无群众基础”的现实困境。在《版画系成立以前的情况》一文中，张先生记述“现在许多师生醉心于油画学习，看不起版画，说是不能做大场面的创作，是小品，色彩不丰富，刻起来麻烦，没有出路”。同时，一些木刻家偏好豪迈伟岸的大题材，对能够鼓舞精神的身边事物、日常景象却不以为意。新建的版画系除却人力物力可见的匮乏，其实质是无法恰切彰示“新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焦虑。所幸至1963年，邬先生自学院附中升入本科时状况已获整体突围。他在“教师感召下”选报了版画系，度过了难忘的“黄金时代”。此际“现实主义与民族民间双线并进”学术方针得到贯彻，年富力强的二赵一张（赵延年、赵宗藻、张怀江）力作频出，木石铜版种建设趋于完备。总体而言，创作主调呈现从宣言向诗句，批判向抒情、辛辣苦涩向清润柔曼的转变，“抒情要抒人民之情”作为张漾兮先生的一种构想正变得切实可举。“人民”赋予“抒情”以正当性，令题材生活化、普适化。随着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破裂，“抒情”也被赋予了向国际彰显“中国气派”的时代内涵。藉此历史契机，水印版画从工艺跃升至原创层面，在精神品格上与新兴木刻对接，从而获得了“刚性”的现实主义文艺精神的照拂。 

邬先生曾撰文以通俗、民族、美声三种唱法比喻中国现代版画的主要风格及发展史，“鲁迅培育的新兴木刻版画是民族性版画新纪元的象征，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民族版画追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作品比较具有质的分量，往往代表了国家的、民族的形象”所勾画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

如果将上述年代的生活视为培育精神型格的“原生家庭”，那么比之现实中的原型绍兴，“S城”更是邬继德先生以版画为媒介构筑起来的一座“理想之城”。

大学毕业前夕，他就对鲁迅故里绍兴发生了兴趣，此后被分配到鲁迅纪念馆工作。在参与开馆筹建和工作的10年里，《童年鲁迅》《当铺》《社戏》《鲁迅与闰土》《长夜明灯》等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几乎与1930年代鲁迅先生倡导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同步，以“鲁迅的面容”为表征的鲁迅造像谱系建构传统就启动了，世事起伏间无论表达得直接还是迂回、刻画得激越还是平和，总体分化为“圣”化和“人”化两种倾向。邬继德先生这一时期所镌的“鲁迅”固然出于工作情势所需，但流露出平易近人的取向，亦可照见其内心温润。得益于这段生活和创作的积累，改革开放初年，已近中年的邬继德与朱维明、韩黎坤、李以泰等重返母校浙江美术学院深造。导师赵延年、赵宗藻对这一批“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格外重视，寄予承上启下的厚望，入学后即带队远赴敦煌、新疆采风，进一步推展“中国气派”的表现领域。

在一段夫人张远老师拍摄的视频里，邬继德在绍兴桥头巷陌游走。跟随他的步履，“S城”在版画时空中的营构渐渐显现——这是一座背负在“石工”肩头的城池，他们手里的钢钎凿穿石表也雕刻了自身躯体；戴乌毡帽的男子憨直而倔强，勤勉又诙谐，眼色藏着帽沿窄窄的影子里。

“S城”就读作“水城”又何妨。邬继德是地道的江南人，深谙这由桥巷贯联、布草编结的水之世界如何生息运转。四季在船头、埠道轮回，春雨后新绿可人，秋风中澄黄暖心；门内诗书济世，窗外人间静好。女子在这里是获得偏爱的，温柔、敦厚、自信、娇俏融于时间之河，而后她们又以水印的意态各成面目。悠悠岁月“女十忙”中见忍更见韧，“乡花”自立门户傲然直面开放时代，众家姑嫂姐妹串门谈笑，留下乡土中国的一道远去的人情风景。自然，“S城”也是邬继德留给孩子们的乐园，“漳州粉”印加持了“挖田螺”“香袋”的恋恋乡趣，不知刻印时他是否想起自己的童年而嘴角弯弯。

在展厅中徜徉，“S城”中还有一位女子的隽永目光让人无法回避。《大通学堂》中秋瑾身着汉家衣装端坐马上，神色坦然。这是邬继德与激越或悲愁之作在刻意保持距离，也试图以留存于木刻原版上的千百道刻痕揭示事件历史背后更为确凿的日常性。

邬继德在创造版画城池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外部世界。墨彩创作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末的敦煌之行。事实上，自幼年习字、附中时期初近国画，传统水墨早于版画进入他的艺术生命。从反复探索跨媒材表现语言，到晚年将版画手法与墨彩相融，此次展出他又奉出一方自己的创作新园地。而在这水色的挥洒中，隐然透映出的一重仪式意味，这终是源自版画。对一些年轻后学来说，谈论仪式感或许会感到有一丝陌生，或许纷乱的工作台和流熟的工序操持让人觉得也无甚美感。而如果见过邬继德先生等前辈的画桌书案，多少能够体识到他们对内心秩序的持守。如若说版画家“预设”了章法，不如说是心思明净、愿景和煦更为首要。

波澜无惊的日常同样值得珍重、颂扬。

思绪回到当年课堂，邬继德先生谈起米勒的《拾穗者》，三人相近的动作渲染了画面的仪式性和庄重意味，一边也缓缓地垂下身去。

当时，我们未解日常何须待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