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40年，中国呈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乡村巨变。在这一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转向城乡统筹发展两大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回应不同的命题，如果说以城市为核心的历史阶段是在回应“如何快速发展”的要求，那么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日益关注则是在回应“如何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亦是人类社会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历史必然。
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我们见证了社会意识形态在这一背景下的流变。而由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与社会工作者们自发展开的乡土实践，则在学术与专业的领域内迸发出新的力量。
近10年来，由于一系列政策的推出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表明了国家正在以更积极的方式主导着乡村振兴的实践方向。制度的安排与政策的迭进体现了中国对于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面貌、调整农业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切实意愿。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力量加强了与政府体制的合作，究其形式，他们大都以文艺、建筑、民宿、工艺和社区营造等方式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运动当中。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乡村社会关系、相异的地域和文化习俗，以及参差的经济发展水平。正是乡村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参与乡村振兴的人群自身的知识背景、价值观、探索目的的差异性，使得今日的实践者们在颇具艰难的实践中创造了不同的协作模式，并体现出吸纳社会各方力量参与乡村事务的跨领域特点。
随着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各地的狂飙突进，对高度现代化的反思带来了地方意识的觉醒。而大规模全球流动的加剧，气候的变化与环境的破坏，则引发人们对于消费主义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关注。乡土主义与乡村振兴成为人们重建地方意识、社区秩序与生活图景的理论依托。虽然乡村振兴的各项实践由策展人、建筑师、社会工作者以及艺术家在不同的语境下创立，但都具备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活动已经从密集的中心城市转移到了复杂而深远的乡村。面对千城一面的非地方性，乡村似乎成了最易识别的“地方”代表——乡村成为一方热土，到乡村去，逐渐成为年轻人工作和生活的选项。这些变化的发生，从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乡村实践者们经年累月的工作和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召唤。他们对于乡村空间的编织、构造与活化，对身份认同的探寻与回归，使得乡村的情感、记忆和归属感得以重建，并为当下的地方文化复兴提供了生气勃勃的样本。
乡村振兴依托于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它必须深耕于经由长期努力才能求取认知的乡土社会，同时，对乡村的历史、文化、生态以及人的生活情境与利益的尊重，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通过观察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在乡村工作的多元面貌——文物保护、民居改造、旅游规划、环境治理、民宿运营、社区营造以及产品开发等，我们对乡村、地方脉络以及自身工作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不断调整策略和方法，反思自身在当地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乡村振兴者们通过“轻设计”“可逆的设计”或者是“不设计的设计”，发展出更加适宜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方法，为当地提供一套乡村价值的重估方案，将多元复杂的社会情境转化为视觉与文化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我们也致力于点燃互助式的传统乡村精神，与村民进行协商和协作，鼓励由村民主导的“内生性”建设。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从外部导入更多的经济与文化资源，使各种力量互相渗透，发挥效用，创造性地解决特定乡村场域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为地方嫁接更多的可能性。
近10年来，各种跨领域的社会力量对乡村振兴模式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寻。从一幢建筑的改造到全体村民的动员，从一个自然村扩展到县域范围的社会设计，开创者们寻找如何展开或溢出自己专业内的工作，协调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平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重塑地方的文化并且思考乡村的未来。今天，人们或许还会追问，通过重新激活乡村的公共空间与主体性，我们是否可以将意义延伸至超越话语与地缘历史的层面，实现对于共同体成员的观照。如果说乡村振兴的策略是在总体上调节城乡之间的不均衡性，那么存在于民间社会内外的或松散、或集中的乡建实践，则作为一种新的调节装置，创造流动的地方关系，赋予人们新的地方经验。
良性的乡村振兴从来不是无源之水，而是由天时、地利的条件，政通人和的机遇所共同创造。乡村的历史、风物与人文所共同形成的场域，在时间的尺度上绵延，它所留存的丰沛的遗产培育了我们；而我们也希望动员更多的力量，围绕着地方身份、归属感、可持续性与相应的文化主张，重新理解和建构乡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作者系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