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明清官窑次品瓷器去哪了》一文中提出了“上好瓷器不入宫中”的观点。虽然，文中就此观点已有简要论述，但因所涉问题与社会一般认知有较大差距，所以，其实质内容一下难以尽言，故需作如下引申。
前文一度说到明人何三畏《云间志略》、沈节甫《纪录汇编》两书都记有“窑变宝珍奇而不敢以进御，以非可岁供物也，故供上瓷器惟取其端正合制莹无疵瑕色泽如一者耳”的内容。此外，还有万历《江西省大志》、同治《饶州府志》提到“瓷器以宣窑为佳，盖宣德间器也，中有窑变者极佳，非人力所可致，故人亦多毁之，不令传”。清代《宋稗类钞》“民间烧瓷旧闻有一二变者，大者亦毁之，盏罂小者藏去鬻诸富室，价与金玉等”。这些内容，基本上从同一角度佐证了“上好瓷器不入宫中“的论点。
接下来，先看一看清宫旧藏部分官窑瓷器的质量。
根据《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以下称《大系》），书中公开的洪武釉里红大盘共18件。这些大盘除釉里红颜色浑浊不清、器型规整度不够等问题外，还有剥釉、缩釉、毛边等现象，其品相状况与现今流散在其他机构的同类器物相比，很难见出宫中御器的优势。《大系》中所录空白期（正统至天顺期间）瓷器的质量更难配御用器物的名声，此期瓷器，不仅图画漫灭，剥釉、缩釉现象严重，其胎质也多显粗糙不平。
▲ 明永乐白釉青花“内府”款梅瓶
▲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
永乐、宣德之际，自然是青花器最闪亮的时期。但是，部分器物仍然存在花色晕暗、图案不清等问题。以此时最著名的永乐压手杯为例，《大系》注录的压手杯，杯内心双狮或莲花图案及“永乐年制”篆书款无一清晰者。另有一著名的“宣德青花松竹梅纹三足炉”，釉面有几处窑裂痕迹。《大系》注录的明嘉靖“青花鱼藻纹出戟尊”，则更是青色狼藉，一片浑然，妥妥地印证了“粗大明”的说法。
《大系》所录清康熙“青花锦鸡牡丹图盖罐”、乾隆“青花九龙戏珠纹瓶”等，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青花着色不匀、图案浑浊的问题，距“端正合制莹无疵瑕色泽如一”之御选标准尚有距离。至于两朝各期之颜色釉瓷、五彩瓷、斗彩瓷、粉彩瓷、珐琅彩瓷以及各类大件龙缸等器，因烧造难度本来就大，则更不可能整齐划一，一概称美。
再看看皇帝对待入宫瓷器质量的态度。
明正统元年，浮梁民陆子顺一次进贡瓷器5万件，这5万件民窑瓷器，被正统皇帝接入到光禄寺中。此事正好与南京故宫、北京四中“镇国公”府邸（明正德皇帝外宅）出土大量民窑瓷器的情况相符合，可见，明代宫中不单单使用御窑及官窑瓷器，也大量使用民窑瓷器。
《大明会典》记：“正统七年，江西所造九龙九凤膳亭及龙凤白瓷罐，俱不及式，工部请治提调官罪，复令改造，上恐劳民，诏勿改造，提调官宥之。”意思很明确，正统皇帝不仅宽恕了提调官的罪过，所烧之次品瓷器也将就着使用了。《大明会典》又记：“天顺六年，光禄寺以供用龙凤花素瓷器万余件，皆损弊，请勅工部移文有司成造。上以其劳民，已之。”仍然是英宗皇帝，又一次为恤民力，凑合着使用了不合格的产品。如英宗皇帝这般在瓷器烧造上体恤民力的情况，自然不是孤例。
《明孝宗实录》记：“江西烧造各磁器，俱极淫巧……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者，一切停止。”造瓷反对淫巧，改变了成化时期追求“精、细、工、艳、巧”的风尚。如此，出现了两个悖反的结果：曰浪费减少；曰精细度下降。这是目前为止，人们所见弘治瓷器较成化瓷器相对粗率、大而化之的主要原因。
《大明会典》另有记载：“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嘉靖时出现鲜红改矾红一节，当初不是皇帝的想法，也不是督窑官和窑工的本意。其原因是：起于永宣时期的鲜红器以西红宝石为料，成化以后技术失传。在此情况下，皇帝虽“金口”已开，但终究无法强科学技术之难，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就自己。不然，鲜红烧不出，其他的红看不上，岂不是自讨苦吃。
《明神宗实录》讲到万历皇帝一事：“甲辰，内承运太监孔成验收磁器，查参怠玩官员，上以抚按业已罚治，免再究。”此文主题当然是讲万历皇帝对待官员宽厚仁爱，不究责任。但细查字中之义，还可参出另外玄机：一是这批瓷器存在质量问题，不然安有“查参怠玩官员”之说？二是既然在人的问题上“免再究”了，那么有质量问题的瓷器，自然留下备用了。
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养心殿造办处谕旨：“着将缺釉的天字盖罐一件，交唐英补釉。如补得，补好送来，如补不得，不必补，仍旧送来。”唐英尊重规律，怕补坏了吃不了兜着走，仿造了3只同形天字罐应差，原旧罐送回。乾隆认可之下，无奈地批了个“览”字，再无多言。此事，当然见着了成窑天字罐之珍贵，但同时也证明：缺釉天字罐虽为残器，却一直收藏在宫中，并且颇受乾隆垂爱，此其一；其二，乾隆皇帝尊重烧造规律，宁可退而求其次，也不勉强唐英干傻事。
影响御用瓷器质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御用瓷器“量大、限逼”。
在手工生产的时代，瓷器烧造受诸多因素制约，虽然朝廷和各级官府为保证瓷器质量一直煞费苦心，无奈一项非规律化的手工艺术终究不能质量、数量、期限同时兼顾。于是，催促越紧，凑解越多。以宣德八年（1433年）为例，朝廷一次下令烧造龙凤纹瓷器达44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再要件件质量上等，如何才能完成任务。
《江西省大志》有段记述，隆庆五年（1571年），因次品积压过多，遂有官员建议，用官窑次品瓷器兑换民窑成品。此则记述，着实让人惊讶！居然有用官窑瓷器兑民窑瓷器的事发生，这事超乎一般人的认知。但志书所记，由不得轻视。
仍是《江西省大志》所记，当时部限瓷器质量好于御用瓷器。此书写到：“旧规：本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但民窑狡诈，人百其心，乘限期紧并，多以歪斜浅淡瓷器塞责。厂官事逼，姑收凑解。”如此情况，又要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谁个会知，还有皇帝御用之器凑合的情况？此无他，既然要“官搭民烧”，既然又“数多、限逼”，其质量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此，无论督陶官唐英如何一次次地向乾隆摇尾乞怜地表白自己的尽心竭力，口中莲花朵朵，终究无法改变瓷器生产的规律，也无法改变“官搭民烧，姑收凑解”的实际情况，当然更无法改变各级官僚投机取巧蒙蔽皇上的天性。于是，御用瓷器也就不可能件件精美，样样合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