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古籍再度被大众广泛关注。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端特别策划专题，梳理从古至今中国古籍的流传和保护史，并对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传播史及其对世界文明演进贡献的价值进行概述，以飨读者。
石渠千秋
——漫谈中国古籍文献的流传与保护
崔 凯
书籍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传承数千年而不断，古籍文献的保存延续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是世界上保存古籍文献最为丰富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存古籍总量达5000余万册（件），共计20余万种，这些古籍门类繁多、包罗万象，囊括了自先秦至清代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辉煌文明，是极其重要的文化遗产。但在这浩繁备至的背后有多少艰难保护历程？中国古籍流传的历史就是历代先贤以百折不挠的意志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不断的真实见证。
巍巍邺架述传承：
中国古代书籍保护举略
纵观历史，历代先贤为保藏古籍可谓煞费苦心，“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术愈精”。先贤或建造专门建筑保藏图籍，或对所收古籍进行精心编目装点以便观赏查阅。与之相关的事例比比皆是，限于篇幅，此处仅两汉、隋唐间举数例以示之。
西汉伊始，萧何在规划建设长安城时便专门兴建储存图籍的阁楼，为防火灾，还在其周围“砻石为渠”，并命名为“石渠阁”。在石渠阁之旁又兴建与之相对的天禄阁，整个西汉时期，石渠阁和天禄阁都是作为收藏图书典籍和交流讨论经典之重要所在。在藏书楼旁建水渠或水池以防火的做法也为后世公私藏书者所效仿。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将自己所藏图籍的著录直接命名为“石渠宝笈”“天禄琳琅”。
至东汉，洛阳城南宫中的东观成为收藏典籍及撰修史书的重要处所，据汉人所记，其建筑“上承重阁，下属周廊。前望云台，后匝德阳”，其结构“房闼内布，疏绮内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其中收藏“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可见东观之规模。优越的保藏条件和丰富的藏书还曾引得皇帝亲自前来阅视典籍和选拔人才，《后汉书》记载，永元十三年（101年），汉和帝刘肇还驾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艺术之士，以充其官。”
隋代平陈后，收得陈朝藏书，在检视过程中发现其书籍纸墨不精，质量拙恶，于是将原书作为古籍收藏，又召能书善写之士，补残续缺。为防丢失，分为正、副两本收藏。隋炀帝更加注重藏书保护，其下令将所有书籍精心分类装饰，上品装以红瑙璃轴，中品装以绀瑙璃轴，下品装以漆木轴（隋唐及以前书籍皆为卷轴装）。又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4类，在东都洛阳观文殿东西建屋分别予以收藏，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观文殿后又建东、西两台收藏古书画，东为妙楷台藏书法，西为宝迹台藏绘画。
唐玄宗时，将国家所藏之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库，按照甲、乙、丙、丁排列次序，抄写有正、副二本，分藏于长安、洛阳，并各设管理员（时名知书官）8名。每卷书的书轴都带不同颜色的标签以区分，“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书成之后，令百官入东都乾元殿观赏，众人“无不骇其广”。《大唐新语》记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侍中裴耀卿入库观书，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于此矣。”四库名称及分类也为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所直接沿用。除官方藏书外，私人藏书在唐代也异军突起，保护方法也因人而异、花样百出。唐代名臣李泌（世称李邺侯）雅好藏书，在家中建书楼，积书3万余卷，经、史、子、集四类书分别以红、绿、青、白牙签以区别。韩愈曾有诗赞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唐宪宗时宰相柳公绰（柳公权之兄）家中尤富藏书，且每种书都置3本，质量上乘、装帧华丽者用于镇库观赏，质量装帧稍次者用作自己日常阅览，质量装帧平常者用于家中子弟日常学习，并将3本书都制作了专门的橱格以区分。以上种种，皆见于中华民族盛世时期的唐代对于图书典籍保藏之盛之精，足为后世所深思借鉴。
历尽劫波有遗篇：
中国古代国家藏书的流传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文化传承的责任和意识。正是因为意识到图书典籍自身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历代对图书典籍异乎寻常地重视，尤其是国家层面的藏书更是古籍保护传承的重点。今人考证古籍在历代的聚集散佚情况，就是根据文献记载的国家藏书数量而比较的。
由于历史原因，秦代及以前国家藏书的具体状况已不可确考，但藏书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自夏代即有之，商周承继。刘邦占领咸阳后，诸将皆争分金帛财物，唯有萧何收集秦王朝所留下的图书。汉朝建立之初，依靠萧何所取图籍，对天下要塞、地理、户籍等基本信息才得以初步了解。至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西汉末年，经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达33090卷。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迁都洛阳时，用于运载图书典籍的车达2000余辆。此后不断丰富完善，在最盛时达到光武帝时聚书数量的3倍，虽具体卷数失载，如若以车载而计算，应达6000余辆，足见当时国家藏书之盛。东汉末年，董卓移京，司徒王允装载图书西迁长安，由于道路艰远，途中不断散失，运抵的仅有一半。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地方军阀李傕、郭汜与董承、杨奉为争夺皇帝而交兵，大战之后，“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曹魏代汉，“采缀遗亡”，得书合29945卷。西晋永嘉之乱后，图籍大多荡然无存，时至东晋时仅存3014卷。其后刘宋建立，不断访求，至宋元徽元年，存书增至15704卷。梁武帝大兴文教，时称“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存书23106卷（尚不含佛家经典），然而好景不长，梁末侯景之乱，兵火中不仅满城百姓遭难，“城中积尸，臭气闻十余里”，图书典籍也被焚毁殆尽，“秘省典籍，尽从兵火”。
隋代统一后，为彰显文化，文帝不断致力于访书聚书，据文献记载，隋代藏书多达37万卷。唐朝建立后，从洛阳运载隋代遗书自水路西至长安，半途中碰到河底石柱，书籍“多被漂没”（《隋书·经籍志》），十不存一二。以残存图书为基础，唐高祖又于天下费心搜罗，才得89666卷，而且还“重复相糅”。此后经130余年不断征集收藏，至唐玄宗时达到最盛，开元时曾将所藏图书分为四部并编四部书目保存，合计125960卷。惜好景不长，天宝十三年（754年），安史之乱爆发，“兵火交焚，两都灰烬无存”（柳宗元语），百余年辛苦积累收藏至此全部被烧毁。安史之乱后，又经过110余年的征集聚拢，至唐僖宗时已达7万余卷。唐末数次大乱，先前辛苦大都化为乌有。至后梁建立时，接收唐朝所遗图书竟不足1万卷。纵观中国古代书籍之保藏，隋唐最富，而损毁亦称最巨。今天人们所能看到且真伪无误的唐代以前所遗留图书典籍内容，竟不足1%。即使如此，就10世纪以前的典籍保留状况来看，中国在世界上仍然是遗存最多的。
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术开始流行，书籍由过去的写本变为刻本，宋人所持图书大多为刷印而成。这使得图书制作效率较之前代大大提高，同一种书籍副本增多，使得文化知识的广泛流传成为可能。然而，由于唐代在战乱中损毁书籍过多，使得整个宋代的藏书总量始终未超越唐代，足见亡佚之程度。北宋建立初期，三馆藏书仅1.2万卷，皆是顺承五代旧藏及平定地方所得。经数代努力，至庆历初年（1041年），仁宗皇帝以为搜罗广博，仿照唐代开元四部书目编写了一部崇文总目，仅得30669卷，尚不足唐代最盛时的1/4。此后至徽宗时，虽大加访求，其总数不过如此。靖康之变，金人掠夺图籍北上，“秘阁图书，狼藉泥中”，损失甚巨。高宗南渡后，偏安一隅的宋王朝仍然在江南不懈访求图书，竟然聚书44486卷，总量较之北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究其原因，缘于雕版印刷技术在宋代的流行，图书在两宋交替之际虽有损毁，但大量印刷副本的存在使得在战乱后重新聚集成为可能。至宁宗时，南宋国家藏书达到119972卷（《宋史·艺文志》）。元灭宋后，将宋朝藏书由临安解运至大都，整个元代国家机构藏书数量至今未发现相关记载。但从元世祖时设置兴文署及不断搜求江南书版来看，其藏书定不在少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政府聚书不断，但书籍也在历史流转中不断亡佚，以至于到元顺帝为宋、辽、金修史时，竟苦于素材不足而下诏到民间访求遗书。
明灭元后，太祖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将所收图籍运回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成祖朱棣即位后，以国家藏书为基础编纂《永乐大典》，修成后总数为22937卷（含目录60卷），装订为11095册，约3.7亿字。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将南京之书遂悉数北运。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根据北京文渊阁所藏图书编纂成《文渊阁书目》一书，内中记载图书7256部，4.26万余册，这些书籍也正是之前《永乐大典》编纂的主要素材来源。有明一代，今人所见文献记载的当时国家藏书状况基本如此。明亡清兴之时，国内古籍损毁亦十分严重，钱谦益曾说过：“甲申之乱，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也。”前者所述文渊阁藏书在明末战争中全部被付之一炬。清朝建立后，依然保持着搜集图书聚藏的传统，顺治康熙时曾多次下诏访求遗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陈梦雷根据所藏图书编成《古今图书集成》，该书计1万卷，目录40卷，分装为5020册，计1.6亿字。其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修《四库全书》，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全部编纂完成，该书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万余册，约8亿字。然而，由于清政府认识之局限，编纂之时也是毁书之际，据统计，《四库》编修过程中销毁的书籍达1.36万卷之多，这是战乱之外导致古籍损毁的又一例证。清代晚期，外国侵略者的历次入侵更是导致古籍损毁的重要原因。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并烧毁圆明园，保存于园中的文源阁《四库全书》全部被焚毁。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收藏着数以万卷珍本古籍的翰林院被洗劫并焚毁，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诸多古籍遂流散至世界各地。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与美育教育中心副主任）
结 语
综上，历代王朝虽不遗余力对图书典籍征集聚藏，但王朝更迭之际，积贫积弱之时，但逢兵火即全部遭遇厄运。鉴于古籍形态之易损毁，曾有不少王朝将经典书籍刻于石上，称为石经，以图保存永久，但大多也都被损毁，保存至今的仅有唐开成石经和清乾隆石经而已。自秦汉至明清，图书屡聚屡焚、屡焚屡聚。承平之日，汇聚征集耗时费力；丧乱之际，焚毁破坏一念之间，坚硬且耐水火的石经都不能保，更何况纸本图书。所幸，先贤们早已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收藏和保护意识一直传承不断。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历史长河中，每每古籍文献得到最好保护之时，就是这个国家强盛无比、蒸蒸日上之际。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对古籍进行整理与保护，从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古籍整理，到“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成功实施，《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续修四库全书》等一系列成果的问世，在中国古籍保护整理研究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伴随着《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出台，我们更应该心怀敬畏、坚定文化自信，将古籍保护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工作，在先辈基础上作出新的时代贡献。
“纸”路西东
——中华文化的圣火传遍世界
易晓辉
回望历史，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造纸术早在3世纪从洛阳出发向南传至越南。4世纪往东传到朝鲜半岛，并在7世纪由昙征和尚带入日本。8世纪传入中亚到达阿拉伯，被阿拉伯世界垄断400余年之后，在12世纪经由西亚、北非传入西班牙，登陆欧洲。16世纪由西班牙传至墨西哥。17世纪到达美国费城。19世纪传至澳大利亚。历经1700余年的“环球旅行”，这个发明最终传遍了五大洲。
纸张由中国向东西方的传播过程中，不仅替代了各个地区原有的书写材料，将简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和贝叶经都送进历史，还如星星之火，每至一处，都迅速点燃和推动了沿途地区文化的蓬勃发展。
在造纸术的起源地中国，纸张取代简牍和缣帛之后，尽管遇上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纷乱，但文化领域却发展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由于纸张带来的书写便利，知识阶层著书之风逐渐兴起，出现一波学术高峰。历史地理领域的《三国志》《后汉书》《水经注》、文学方面的《文选》《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科技方面的《齐民要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博物志》《肘后备急方》等都是这一时期集中出现的不朽巨著。在书画方面，由于平整宽阔的纸张大大拓展了文人挥毫创作的空间，书法发展达到空前的丰收，所有书体全面问世并俱臻完善，出现了钟繇、二王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法大家。
魏晋南北朝的宗教繁荣亦得益于纸张的普及，以佛教为例，南北朝时译经盛况空前，由于纸张供应充足，民间抄经之风日盛，这些手抄佛经不仅促进了佛教在民间深入传播，也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史学家常将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归功于民族融合与思想碰撞，但纸张的出现恰到好处地成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优良物质载体，大量著作以纸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甚至还开始向域外传播，为这一时期中华文化的融合、拓展、创新与繁荣提供了重要助力。
由中国往东，造纸术在7世纪初由昙征和尚传至日本，献给了当时的摄政大臣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政治家，曾派遣隋使到中国系统学习造纸技术，后世为了纪念圣德太子的贡献，拜他为“和纸之神”。随着大批遣隋使、遣唐使频繁来往，隋唐时的儒家经典、佛教文化、科技和艺术都在这一时期进入日本。鉴真东渡带去的佛经、医药、书法等大量纸质典籍、精美的器物和工艺品……至今仍珍藏在东大寺正仓院。随着中华文化系统性地移植到日本，日本也迅速完成封建王朝的确立与成熟，并催生了7世纪至8世纪白凤时代、奈良时代的文化繁荣。纸张所带来的信息传播之便利造就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波文化昌盛，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成就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文学领域的《万叶集》《怀风藻》、历史方面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宗教领域的寺庙建筑、雕刻和壁画，都成为日本文化中具有源头意义的重要象征。
从中国往西，造纸术在公元715年的怛罗斯之战后传入波斯，据波斯学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著《道里邦国志》记载：怛罗斯之战俘获的唐军士兵中，有懂得造纸的工匠，战争结束后，阿拉伯治下的撒马尔罕开设了第一个造纸厂。很快，这项技术不断西进，公元793年，巴格达建立阿拉伯第二个造纸厂，并规定政府公文必须用纸张书写。两年后，大马士革、班毕城的造纸厂也相继建成，这两座城市临近地中海，可由水路与欧洲贸易。此后300多年中，欧洲纸张几乎全由这里提供，为阿拉伯人换回大量财富。
造纸术传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也蓄势待发。纸张的普及让书籍广泛传播，在统治者的主导下，阿拉伯人大量搜集古希腊、波斯、印度的古籍运往巴格达，并全部翻译成阿拉伯文。尤其在马蒙统治时期，他在宫廷翻译局和皇家图书馆的基础上创建智慧宫，将其打造成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波克拉底、盖伦、欧几里得、托勒密、普林尼等希腊著名哲学家、医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的著作在这里被翻译和出版。翻译运动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也让阿拉伯帝国进入鼎盛期。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欧洲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许多古希腊的文化典籍风雨飘摇、濒临湮灭，翻译运动由此成为西方古代文明幸免毁灭的诺亚方舟，而纸张正是这场运动重要的推动者。
随着阿拉伯帝国疆域的扩展，造纸术一路进入北非。公元900年前后，开罗建立了非洲第一个造纸厂，有着2500多年使用历史的埃及的莎草纸迅速被纸张替代，正式结束了它的使命。纸张对莎草纸的替代是如此迅速和彻底，以至于出土的两封9世纪末的阿拉伯文书信中，竟不约而同附有这样一句话：“此信用莎草纸书写，请原谅。”因为没能用纸张书写而表示歉意，可见纸张在当时的盛行程度。由于纸张贸易为阿拉伯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对这项技术严密封锁，人为垄断长达400多年。
不过造纸术并未因垄断而止步，最终在阿拉伯内部完成新的跨越。由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曾经被阿拉伯人占领，造纸术便经由摩洛哥传到西班牙。1129年，阿拉伯人在巴伦西亚的小镇上建成欧洲第一个手工纸厂，造纸术就此登陆欧洲。造纸术传往欧洲还有另一条更重要的路线，即由开罗传至西西里岛，再从西西里岛传往意大利。1276年，法布里亚诺率先建立了意大利第一个造纸厂，使用回收的旧麻布生产麻纸。
得益于意大利发达的商业贸易，造纸业在这里蓬勃发展，法布里亚诺、热那亚、威尼斯、伦巴第等多个造纸中心逐渐形成。到14世纪，意大利的纸张产量和质量均超过大马士革和西班牙，成为欧洲造纸重镇。意大利人还跟德国人合作，在德国印刷中心纽伦堡建立造纸厂，这是德国的第一个造纸厂。15世纪以后，造纸术以德国为中心逐渐传向欧洲其他国家。
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纸张产量也急剧增加，并成为当时通行的书写材料。纸张的普及打破了教会和贵族对知识的垄断，普通平民开始有机会学习知识和文化，新兴的知识阶层逐渐出现。与此同时，大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艺术珍品和学术典籍流回西欧，借助平价的纸张广泛传播。实现了书写绘画自由的欧洲人，尽情地在纸上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小说、戏剧、诗集和美术作品的创作日渐繁荣，印刷术的发明更是促成了图书的爆发，文学三杰、美术三杰和莎士比亚等文艺巨匠熠熠生辉。欧洲人冲破神权的桎梏，走出黑暗的中世纪，揭开了近代文明的序幕。英国学者威尔斯在其《世界史纲》中这样写道：“即谓欧洲文艺复兴之得力于纸，亦不为过。”
在1000多年的“环球旅行”中，纸张以轻薄之身承载着纷繁多彩的人类文化，让记载在纸上的信息能够代代传承，让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彼此交融。它孕育了大唐的文化繁荣，催生了阿拉伯世界的黄金时代，让欧洲人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迎来文艺复兴的光明。这既是一次技术的传播，也是一场圣火的传递。一张纸，从东方到西方，每一个脚印都闪着耀眼的光辉。
（作者单位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