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很多名臣权相、文人富绅，只要有点钱，都喜欢修宅院。有些是自己享乐，有些则是比阔。像晏殊、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都在汴京和洛阳有豪华的私家园林。然而，虽然他们心中十分满意，也颇为自豪，但几乎都不敢公开炫耀。因为越是繁华，越是说明他们搜刮了民脂民膏。正因为这样，当宰相杜衍退休后，住在只有10间房的宅子里，其简朴从容便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
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修了大宅院或亭子后，特别喜欢“广而告之”，不仅请名人写文章，还要请著名书法家书写刻石。这方面的例子最有名的当属范仲淹为滕子京写的《岳阳楼记》，与之不相伯仲的，则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稍次则是欧阳修为韩琦撰写的《昼锦堂记》。
这些在庆历新政前后被“弄下去”的人，在各自偏陋之邦大修园亭，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就不怕被政敌收拾吗？是的，他们就是想让政敌知道，更希望皇帝能看到。
比如韩琦的昼锦堂。
相州是韩琦的家乡，48岁的他从宋辽边境的并州调回相州后，便将衙署的后园改造成一座园林，园林中修筑了一座大堂，名为“昼锦堂”。
取名“昼锦堂”，听上去很嚣张。“昼锦堂”，自然是“锦衣夜行”的反语。穿着锦衣晚上出行，谁看得见？富贵还乡，当然得锦衣昼行。韩琦虽然此时只是相州知州，但他的头衔是“武康军节度使”，对于家乡人来讲，当然算得上是富贵还乡了。如此露骨，就不怕被人告发吗？
一年之后，园成，韩琦亲自撰写了《相州新修园池记》，时为至和三年（1056年）三月十五日。他在文章中写道：
既成，而遇寒食节。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或遇乐而留，或择胜而饮，叹赏歌呼，至徘徊忘归。而知天子圣仁，致时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属有此一时之乐，则吾名园之意，为不诬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园林修好之后，正好赶上寒食节。相州的士人妇人，无论老幼，都来我的园林里游乐，游人摩肩接踵。有的人遇上好玩的，就逗留好久。有的人则找个好处所喝酒唱歌，大家流连忘返。从而知道天子的睿圣和仁德，让这个时代安康太平。我是相州知州，我将皇上的圣恩传递给这里的老百姓，让老百姓得享这些快乐，那我为这个园子取名为“昼锦堂”就不负初心了。
原来韩琦修这座园林是为了给当地老百姓游玩，而不是为个人享乐。他的“昼锦”之意也并不是显示自己的功名与富贵，而是宣扬皇恩。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范仲淹为滕子京所写的《岳阳楼记》。当年滕子京与范仲淹、韩琦一起在西北抗击西夏，由于军费不够，他用走私所得的钱财补充军费，被反对派追查。要打垮像滕子京这样在西北领兵打过仗的人，从军费上查，一般是一查一个准，因为国家拨的军费都不够花，军队领导只能额外找钱。尹洙也因这事儿栽了。滕子京知道对不上账，所以在检察官获得“罪证”之前，将账本全烧了。滕子京毫无悬念地被贬。他在贬谪地岳州修建了一座大楼，名“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记，其始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这样的开头，必须得结合宋夏战争以及庆历新政来理解，否则对“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理解不能到位。因为滕子京不仅是范仲淹的好朋友，更是他所认定的治国之能臣。范仲淹在改革中需要的就是这样能使偏远地区都能“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人才。
其尾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几句光耀千古的名言，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标杆。这样的结尾，使得文章的立意就与岳阳楼没有关系了。楼，只是一个符号，忧国忧民才是士大夫必备的本质。
当滕子京在岳州谪居时，欧阳修也正在偏陋的滁州任知州，“知州”相当于唐代的“太守”。欧阳修在政事之余就是饮酒作乐、写诗填词。他在那里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联系他一生的行迹和思想，这真不只是一篇文人的赏景游玩之作，而是家国情怀的另一种表现。当范仲淹在为贬谪的滕宗谅写下《岳阳楼记》，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欧阳修却已然在文章里描述了他的乐：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
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
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滕子京的岳阳楼，欧阳修的醉翁亭，韩琦的昼锦堂，都可以称得上是北宋士大夫勤政爱民的独特符号。
但韩琦在相州与民同乐的日子并不久。
相州位于汴京正北方约200公里处，韩琦能快速获知朝廷中发生的状况。在他写完《相州新修园池记》后4个月，也就是富弼、文彦博拜相后一个月，即至和三年（1056年）七月二十三日，48岁的韩琦回朝担任三司使，成为中央权力的第三把手。
二府三司重新回归到当年改革派的手中，然而，富弼、文彦博、欧阳修、韩琦4人相差不过4岁，政治权力的追逐还将继续。
欧阳修在开始时是富弼的坚强盟友，后来逐渐被韩琦争取过去了。韩琦担任三司使不到两个月，就联合欧阳修，把身居枢密使之位的狄青给参倒了，韩琦接任枢密使，成功上升至朝廷权力的第二把手。两年后，韩琦又挤掉文彦博，与富弼同为宰相，终于正式拜相。
韩琦仕进之路，就像他33岁那年领兵攻打西夏一样，从来都是进攻型，而非防御型的。联想到富弼在《温柑帖》中对蔡襄所说的“今天下文章，惟君谟与永叔主之，又生平最相知者”，可以感觉到韩琦在朝独相进发的征途中，彻底将富弼给孤立了。
就在富弼于洛阳守母丧期间，仁宗皇帝也已经快不行了，皇位继承人成了深宫和外廷最为关注的重大事件。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于是将宗室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过继为儿子，改名赵曙。嘉祐八年（1063）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仁宗去世了。在韩琦的精心安排下，赵曙顺利登基，是为英宗。
▲ 相州昼锦堂记（局部） 蔡襄 载于《古香斋宝藏蔡帖卷四》
英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治平二年（1065年），57岁的韩琦于百忙之中想起了10年前建造的昼锦堂。相比此时，当时的情形还真算不上衣锦还乡，毕竟当时的实权只在相州，哪能跟现在相比。现在才是真正的衣锦还乡，他可以光明正大地锦衣昼行。他把当年写的《相州新修园池记》拿给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看，请他为昼锦堂写一篇文章。欧阳修虽是疾病缠身，却是第二天就将文章交给了韩琦，名为《相州昼锦堂记》。文章以雄博的美言将韩琦盛赞了一番，韩琦读罢大喜，立即回复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琦再拜启：
信宿不奉仪色，共（恭）惟兴寝百顺。
琦前者辄以《昼锦堂记》容（按：《赵氏铁网珊瑚》中这里为“容”字）易上干，退而自谓，眇末之事，不当仰烦大笔，方夙夜愧悔，若无所处，而公遽以记文为示，雄词浚发，譬夫江（按：《赵氏铁网珊瑚》中这里为“江”字）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从而视者（按：《赵氏铁网珊瑚》中这里为“者”字）徒耸骇夺魄，焉能测其浅深哉！
但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布之大，恐为公文（按：《赵氏铁网珊瑚》中这里阙“公文”二字，由此可知，这幅字有可能是伪品）之玷，此又捧读惭惧，而不能自安也。
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谨奉手启叙谢，不宣。
琦再拜启（阙）台坐。（按：《赵氏铁网珊瑚》中这里没有阙字，内容为“参政侍郎”四字）
这就是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信宿帖》。
▲ 信宿帖（书法） 30.9×171.7厘米 宋 韩琦 贵州省博物馆藏
韩琦可以说是在最恰当的时候请最合适的大文豪欧阳修写了《相州昼锦堂记》这篇能载入史册的、具有盖棺定论性质的个人评价文章。然后，他又请大书法家蔡襄誊抄了一遍。韩琦也是蔡襄的恩公，蔡襄当然也是愿效犬马之劳，于是在蔡襄的书迹中有了一份楷书书写的《相州昼锦堂记》。欧阳修也很开心，他说蔡襄一般不给别人写书法，但会经常书写他撰写的文章。
韩琦抱稳了英宗的大腿，富弼无拥立之功，两年后，富弼以病辞相，宰相韩琦与曾公亮权兼枢密院事，也就是东府的宰相一并把西府的权力也把持过来了，58岁的韩琦成为名符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不久，英宗病逝，韩琦又成功扶持了神宗登基。至此，韩琦是相三朝、立二帝，他和欧阳修算是功德圆满，地位再无人可以撼动。
神宗上台后的第4年，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身份光荣退休，第二年安然病逝于颍州宅第，享年66岁。3年后，韩琦在老家相州寿终正寝，享年68岁。两人俱是衰荣无限。
（作者系北京画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