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

一万年前，“巨人”的脚印，落在了浙江浦江，这就是上山人。一万年前，一个大多数洞穴人还要在岭南山地延续生活几千年的时间点，上山人却告别了山林洞穴的生存模式，走向旷野，勾画出东亚地区历史长卷中令人惊叹的一笔。

2000年秋冬之际，浦江县黄宅镇上山村，沉睡了万年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从万年前的时空，“跳跃”到考古学家眼前，突破了此前我们关于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早期考古学文化年代和面貌的认识，使我们对河姆渡文化之前的史前史有了探索的方向。在此之后，基于一系列相关遗址的发掘和认识，2006年考古学界将这一类遗存命名为上山文化，从此开启了对上山文化的全方位研究。

▲ 上山人定居村落遗迹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今年是上山遗址发现第21个年头，同时又是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国考古学会、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亮相国博。展览共展出上山文化早、中、晚三期文物近200件，包括最早的炭化稻米、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等上山文化重要标志性遗存。同时辅助丰富的考古学知识介绍、场景复原、多媒体等展示手段，展示人类稻作农业起源之初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面貌，反映中国早期的定居村落及其社会生产与生活情况，呈现上山文化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

我国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表示，上山文化已明确了两个世界第一——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题词和严文明“远古中华第一村”的题词，更是对上山文化价值内涵的高度概括。

最早的水稻

如今，考古研究证明，上山稻是世界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 炭化稻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走进展厅，只见展柜中陈列着一个靠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小的黑点——一粒已炭化的米粒。而正是在这粒炭化稻米中，考古学家看到了绵延万年的人类文化基因。

这粒完整的炭化稻米发现于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的地层中，属于上山文化早期遗存，距今上万年。相关专家表示，经过栽培并驯化的稻粒更饱满，其长宽比相对于野生稻要小，这粒炭化稻米属人工栽培，是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通过科技考古，专家们还认定，它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米。换言之，上山文化的先民们，是已知世界上最早开始人工栽培水稻的一群人。同时，在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永康湖西遗址均发现了数量丰富的上山文化的炭化稻米，表明在上山文化中晚期水稻的食用更加普遍。

据介绍， 上山遗址发现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这些发现让稻作栽培历史上溯至一万年前，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识。上山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世界文明也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从进化论的视角阐释了他对于上山文化乃至上山遗址在稻作农业起源中重要地位的思考。他认为，人类无意识改变植物生物性的耕种行为开启了植物的驯化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人类的耕种行为在前，然后才出现驯化作物，并且主导了植物的驯化方向和速率。最早的稻作农耕行为上山文化最早出现，稻作农业的源头和农耕村落的源头都是上山文化。”

上山遗址的陶器多为夹炭陶。在陶片的断面上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陶器胎土中掺和稻壳、稻叶、稻穗和植物茎秆留下的痕迹。上山早期90%以上的夹炭陶，都掺拌了密密麻麻的碎稻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砻糠，即脱粒取米后的碎壳。人们有意识地在食用稻米之后，将这些稻的残余物掺和在陶土中制作陶器。分析表明，这些稻遗存所反映的生物特征有明显的驯化迹象，稻壳中保留的小穗轴特征，证明了上山文化已出现栽培稻，稻米已经成为上山人重要的粮食之一。同时，研究者在石片、石磨盘等器物上，发现了收割禾本科植物的“镰刀光泽”和加工稻谷的多重证据，表明水稻的收割工具已经出现。磨盘、磨棒的配套使用，可能经常用于稻谷脱粒。

多学科研究成果均指向一个结论：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目前，考古学家正在大力寻找上山文化的水稻田，希望为上山文化稻作农业提供更完整的证据链。

最早的彩陶

彩陶是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重要符号，庙底沟、半坡、仰韶耳熟能详，但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在钱塘江流域，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就出土丰富的彩陶。跨湖桥彩陶的源头，可追溯到上山文化，陶器是上山文化的浓缩，中晚期彩陶的出现，正是上山文化农业文明的体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文化发现者蒋乐平坦言，上山文化的彩陶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陶。

据了解，上山文化的彩陶可分为红彩和乳白彩两种。红彩主要为条带彩，装饰于盆罐类器的唇口或肩颈位置。最典型的器物是大口盆。这类器物外壁施红衣、内壁施乳白衣，口沿部位施一周颜色深红的红彩带，器形规整精致。这类彩陶出现在湖西、桥头、下汤、小黄山等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乳白彩的纹饰更为丰富，主要见于壶、壶形罐、圈足盘和碗形器上，多见于前两类器物的肩颈部和后两类器物的腹部，施于陶衣之上，触摸有隆突感。纹饰见有太阳纹、短线组合纹、折齿纹和点彩等。

太阳纹是指代最为明确的具象符号，体现了意识、信仰等精神文化内涵。其中几组短线组合纹被指认为最早的卦符，最为神秘，值得深入探索。这类彩陶主要出现在桥头和湖西遗址。上山文化的神秘图符在跨湖桥文化中得到传承，除卦符外，还有田字符号，这体现了浙江地区远古文化的独特体系。

“上山文化的彩陶就是当时的‘高端’手工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看来，上山文化的陶器器形尽管简单，但具备了成熟的制作工艺，最鲜明的就是化妆土技术，还有彩绘、渲染、用彩搭配等，纹饰简单但很有用意，要进一步仔细观察和研究。“就彩陶而言，它是全世界最早的，实至名归。”王仁湘说。

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

“一粒稻米的背后升起了一缕炊烟。”一万年前，当其他地区的先人还在过穴居生活时，上山先民们已经率先走出洞穴，在旷野之上搭建了自己的房子，过上了农耕定居生活。房屋建筑是上山文化定居的最直接证据。目前在上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建造房屋的证据，类型主要包括干栏式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式房屋。

上山文化率先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定居聚落，即早期村落，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发端。上山遗址早期出现了较多带柱洞结构的遗迹和带沟槽基础的房址，晚期出现了有规律的房址。荷花山遗址也发现有规律的柱洞分布。柱洞所指示的建筑往往是地面式的或干栏式的，在江南地区中、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普遍。这种居住模式在上山文化时期已经基本确立。

“这不仅反映出上山文化早在一万年前就已进入定居社会，而且已呈现较为复杂的村落形态。”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上山文化反映了比较全面、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群落和文化面貌，“它让我们认识到那个时代的复杂化程度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简单。”

“上山文化代表的稻作农业起源对人类文明意义重大，是继良渚古城之后可以直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文化遗产。”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研究员陈同滨认为，它揭示了钱塘江流域文明的发展对东亚地区文明进程的贡献，同时也填补了世界文化遗产中稻作起源的类型空白，也是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表示：“良渚文化距今5000年，上山文化在它之前找到一个5000年的基础。浙江的史前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要继续在这个序列里做研究，现在我们还没有说得很清楚、认识得很透彻。”

的确，从一万年前开始，上山文化遗址群在钱塘江流域的聚落性分布并向周边地区扩散发展的态势，呈现出的便是农耕定居文明的最初景观，更展现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稻作农业社会初创和形成期的文明模式以及此后延续数千年发展的文明基因。

走出展厅，一位观众描绘了他“脑补”的万年前上山人生活画面：当末次冰期的寒意逐渐退去，稻花香飘散在钱塘江两岸的河谷盆地里，摇曳的稻穗在风中等待着成熟，等待着走出洞穴的第一批人群，他们在采集狩猎的同时，还将捧着稻米，收获、繁衍、生息。他们的足迹停留在上山、桥头和湖西，他们的家园遗留在荷花山、小黄山和下汤的梦里。那里有他们修筑过的环壕、居住过的房屋；那里有他们种植过的田地、圈养过的动物；那里还有他们使用过的器具和思念之人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