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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湾区”里的故事……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1-11-26  浏览次数:154837
核心提示: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纪念馆里觅初心冯细球11月的深圳,凉风习习。我伫立于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旧址(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纪念馆),只见古老的燕川祠堂闪耀着一抹深红,一旁的榕树苍劲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纪念馆里觅初心


冯细球

11月的深圳,凉风习习。我伫立于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旧址(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纪念馆),只见古老的燕川祠堂闪耀着一抹深红,一旁的榕树苍劲挺拔、葱茏茂密。旧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在这里聆听先辈们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仿佛走近那段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艰苦岁月。

走进纪念馆的第一展厅,中共宝安县党组织建立的历史赫然在目。

时间回转至1923年。彭湃到宝安燕川、楼村等地调查,发动了农民运动;1924年下半年,中共广东区委派黄学增、龙乃武、何友逖到宝安松岗、沙井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员。黄学增在茅洲河北岸燕川村,点燃了宝安地区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1924年底,黄学增和龙乃武吸收了7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催生了深圳历史上第一批共产党员,其中陈细珍就是燕川本地党员。

为了发展农民运动和支援省港大罢工,中共宝安县支部于1925年7月成立,由黄学增任支部书记。在那风雨飘摇的至暗时刻,他义无反顾地踏向泥泞的前路,冲破黑暗,迎接黎明。

不幸的是,黄学增年仅29岁就遭到叛徒出卖,在海口英勇就义。但他那昂扬奋进的声音、誓死不屈的精神,唤醒了人们身体里沉睡的力量。1926年3月,为加强党组织建设,根据广东区委指示,中共宝安县党部成立,县党部就设在南头关口郑氏宗祠。随着县党部的建立,各区相继建立区党部,燕川所处的即第五区党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在燕川的土地上燃烧起来。

走进第二展厅,一张泛黄的《广州民国日报》映入眼帘,报道了有关东莞、宝安各区农会开幕的盛况。1925年4月26日,宝安县农民协会成立,至1926年春,全县共有6个区建立了区农民协会,94个乡建立了乡农民协会,会员人数为13759人。

在省港大罢工爆发时期,毗邻香港的宝安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前沿地带,因此,支援省港大罢工成为宝安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其间,省港罢工委员会派工人纠察队和铁甲车队到宝安。1925年6月下旬,宝安工农群众配合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而铁甲车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武装队伍之一。

走进第三展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事迹呈现在眼前。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当局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省。5月,国民党广东省“清党委员会”派出3名特派员到宝安县进行“清党”活动,为保存力量,宝安县党部迁到楼村陈氏宗祠,宝安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中共广东省特委指派郑奭南为宝安县委书记并成立中共宝安县第一届委员会。从血的教训中,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

1927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派赵自选作为军事顾问,组建并训练东宝工农革命军,由蔡如平任总指挥、郑奭南任副总指挥。12月13日清晨,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东宝工农革命军前往广州策应广州起义,在途经梅林时接到传报,广州起义提前举行并以失败告终。当时,革命军的士气高涨,宝安县委临时决定,攻打深圳镇警察所,因敌强我弱,暴动失败,但这次斗争成为宝安县的第一次工农武装暴动。

第四展厅回顾了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的情景。1928年2月23日,广东省委派巡视员阮峙垣到宝安,召开宝安县党员代表大会。宝安县委原定会议在周家村召开,因周家村的豪绅地主势力太猖獗,临时改到燕川村召开。大会会期一天,到会代表19人,代表全县197名党员。阮峙垣主持大会并作政治报告,郑奭南作党务报告。大会认真总结第一次工农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建立新的领导核心,选举产生了中共宝安县第三届委员会,县委书记由省委指派,指派前由县委秘书郑奭南代理。

那是一个早春的雨夜,寒风肆虐着偏远的燕川村,在这里,宝安“一大”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共产党的旗帜指引着未来新中国的方向,成为风雨中最壮烈的风景。从那时开始,红日破云升腾的光芒照射这片土地,激昂向上的旋律激励着宝安儿女。不屈的宝安儿女们,在苦难、风暴中站起。

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是发生在国共分裂时期、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血雨腥风的年代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深圳地区召开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党代表会议,展现了宝安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和为民请命、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揭开了深圳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是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行动实践,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工农群众,培养了一批批革命骨干,为后来点燃革命的火种打下了思想、组织和队伍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来到这儿,触摸着革命先烈用生命刻下的痕迹,重温他们的英雄故事,感受他们铿锵坚定的步伐。在党史上,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留给后人永不泯灭的红色革命文化财富。自此,在中国历史深处、在革命浴血奋战的名册里有了宝安的名字。今天,我在这里以史为鉴,寻觅初心,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汲取智慧,逐梦更远的未来。

(作者系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党建服务中心副研究馆员,《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


沙鱼涌的前世今生


莫志敏

缘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参与了深圳市大鹏老区革命发展史的编纂和后来的革命遗址普查。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循着先辈们奋斗的足迹,穿行于大鹏的青山绿水间,来到了一个背山面海狭深的小港湾。这里是沙鱼涌,深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东江纵队北撤纪念公园就坐落于此。在公园里的纪念牌上,曾生将军所题的“为了坚持国内和平,从此登船北撤山东”16个大字分外醒目。

公园旁边的大海一片湛蓝,蓝得让人眩晕,不知那浩瀚无边而又深邃无垠的蓝中,蕴藏着多少秘密;这会儿的海风平浪静,碎金般的阳光撒落在海面上,熠熠生辉,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乖巧的孩子,也撒落在柔和的沙滩上,温情脉脉使人心生无限遐想;偶尔翻起的小浪花,像一只只小鱼似的,划过脚跟,“哗啦、哗啦”,浅吟低唱,仿佛向世人诉说沙鱼涌数百年的沧海桑田。

沙鱼涌是一处沟通河海的军事要塞,历来兵家必争。客商自明朝起在此云集并聚落成村,使它成了重要的通商港口;英帝国主义强租新界后,使它沦落为走私港湾。为了遏制走私,清政府曾在此设立九龙关沙鱼涌缉私关厂。到20世纪30年代,沙鱼涌达到发展巅峰,成为当时惠州、东莞和宝安三地最具规模的通商口岸、商品集散地和古商道。当年,这里的茶楼、理发店、海关、银行、典当行、赌场、烟馆等一应俱全,商品琳琅满目。

然而,百余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在这里爆发了一次波澜壮阔的战斗。那时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人如蝼蚁……若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几次声势浩大的历史事件,沙鱼涌或许也像烟火一样在历史长河中缓缓熄灭。

天色渐晚,我站的礁石和岸滩渐渐有海水涌上来——涨潮了。浪潮越来越近,一道道海浪不断扑上来,又瞬间在岩石上被摔得粉碎,飞沫四溅。那惊涛拍岸的轰隆声,让人不禁一阵阵地颤栗,因为那声音仿佛仍在为那场伤亡惨重的沙鱼涌之战而咆哮、怒吼。

1925年,为破坏省港大罢工,英帝国主义唆使陈炯明残部在大鹏一带进行骚扰破坏活动。陈炯明残部、粤军第二师陆战队总指挥邓文烈与莫雄残部团长罗坤等部队在港英当局指示下,武装袭击驻沙鱼涌王母墟的工人纠察队,挑起事端。铁甲车队闻讯后,派周士第、廖乾五率领4个班共50余人由深圳赶往沙鱼涌救援。当年11月4日,在敌兵十倍于我的情况下,铁甲车队和纠察队战士奋勇杀敌,弹尽援绝后,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敌军伤亡约200人;我方铁甲车队伤亡20多人,纠察队伤亡10多人,纠察队第十支队长蔡林蒸和铁甲车队排长李振森壮烈牺牲。

此役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鹏领导武装队伍(铁甲车队)的第一场战斗,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极大提高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威望,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推动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沙鱼涌在大革命时期成为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的前哨阵地。

海浪一浪高过一浪,犹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又像饿虎群狼咆哮而至,向世人诉说着另一幕发生在香港沦陷后的名人大营救。

1942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统一部署、周恩来亲自指挥下,大鹏党组织和人民积极配合东江纵队建立东部秘密交通线,与日军、国民党特务斗勇斗智,越过重重封锁,突破道道铁围,营救并护送茅盾和邹韬奋等大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从沙鱼涌登陆,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大后方。历时6个月的胜利大营救,因及时抢救保护了一批中华民族优秀人才和文化火种而永载史册。翌年,东江纵队成立,沙鱼涌所在的土洋片区成为东江纵队司令部、华南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又一次在史册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浪花一朵一朵地卷来,每一朵海浪都讲述着一个难忘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穿越到民国那段峥嵘岁月。

数年后,抗日战争结束,为实现国内和平,东江纵队2583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障碍,挥泪送别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从沙鱼涌登上美军三艘登陆舰北撤山东……这些历史事件在东江地区、华南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沙鱼涌作为对外交流的前沿、防御外来侵略的前哨,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幕缓缓落下,新中国在欢天喜地中成立,意气风发地掀开了深圳历史全新的一页。回望过往岁月,深圳这片热土不知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而沙鱼涌犹如一颗璀璨明珠,穿越尘封的历史依旧熠熠生辉,成为近现代史研究中永远绕不开的课题,吸引着人们不断去追寻先辈的足迹。

(作者系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


他们的名字叫英雄


黄超华

绿树葱茏,阳光明媚,一缕缕清风吹过,吹进了我的心里。沿着数百级花岗岩石梯,我一步步拾级而上,心情愈发沉重。抬眼望去,一座庄严肃穆、高耸入云的英雄纪念碑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洪田七烈士墓,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洪田火山。在蓝天白云无言的映衬之下,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显得那么沉寂。

来洪田七烈士墓看望长眠地下的无名英雄,于我来说不是第一次。常年在宝安工作和生活,我熟悉热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并深深懂得每一寸土地都浸透革命烈士的鲜血。因此,我常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寻觅革命先辈的英雄足迹,以最虔诚的仪式缅怀他们。

一路上,手捧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将一束束鲜花静静地安放在墓前,庄严肃穆,表达对革命先烈发自内心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眼前一位年轻母亲,正给上小学的儿子讲述这里的纪念碑和“洪田七烈士”的事迹。而新桥村的村民,从小不知听父辈讲过多少次这些英雄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

1944年,日军对宝安沙井进行了一场疯狂的袭击和扫荡。在东纵游击队的坚强指挥下,沙井人民无惧牺牲,面对日本鬼子的屠刀,开展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英勇保卫战。战斗中,日军采取了猛烈的攻击。东纵游击队战士浴血奋战,英勇突围。战斗中,一路游击队员在新桥附近与日军交火,4名游击队员不幸牺牲。另一路队员在万家萌(即今天的万丰)再一次与武器精良的日伪军相遇。为了掩护战友安全离开,一名年轻战士高喊:“同志们赶快撤!我来掩护!”迅即端起机枪朝敌人一阵猛射。同志们安全转移了,而这位无名战士不幸中弹身亡,鲜血染红了他脚下的土地。

同年12月,根据上级指示,东纵游击队战士奉命消灭盘踞在沙井的日伪军。然而,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躲在炮楼里负隅顽抗。游击队连续攻打了几天无果,最后采取新的战术,巧妙地从海上包抄,最终全歼日伪军。战斗中,两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他们的遗体和之前突围牺牲的5名游击队员的遗体,被当地村民掩埋在洪田火山的荔枝林中。这7位牺牲的同志,被称为“洪田七烈士”。

一位村民告诉我:“这7位烈士牺牲的时候,最大的不过30岁,最小的只有15岁。由于他们是从外地转战到东江纵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纵队的名册资料根本没办法保存下来。他们牺牲以后,无法联系到他们的亲人,更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于是,这些年轻的烈士便成了丹心永存、永远令人怀念的无名英雄。”

在宝安,这样的无名英雄有许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宝安福永在1925年成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宝安历史上第一批共产党员,从此点燃了南粤大地的革命火种,涌现出一大批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怕牺牲的优秀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登陆惠州大亚湾,一路烧杀抢夺,哀鸿遍野。宝安人纷纷奔赴抗日战场,拿起枪杆子,保家卫国。

一位基围人的后代回忆,早年的基围人长年在海上漂泊,靠打鱼为生。日军侵占宝安后,她血气方刚的爷爷像村里许多年轻人一样,毅然扔下手中渔具,加入了东江纵队游击队。这些奔赴前线的年轻渔民大多不识字,再加上时间仓促,在加入东江纵队成为游击战士时并没有专门地进行填表登记。抗战结束后,她的爷爷幸运地回到了新和村,但村里一部分年轻渔民却再也没能回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东纵游击队员中壮烈牺牲的无名英雄。正如眼前洪田七烈士墓中所埋葬的无名英雄,永远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字。

故事远远不止这些。1942年冬,日伪军盘踞在福海植利楼,将旅美华侨林汝添中西合璧的小楼当作坚固的炮楼,对福海和周围村民进行严密的军事控制。游击队员用炸药炸开缺口,与日伪军进行殊死决战;1947年,东江游击队在福海桥头的尖岭山上,与300多名国民党军发生激战,11名游击队员英勇牺牲。桥头村村民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这些无名烈士的遗体。那悲壮的一幕,足以令苍天流泪、大地生悲。不得不说,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了宝安这片红色土地。

站在洪田火山前,我赫然看到这样一段镌刻清晰的大字:“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人民关于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呼吁。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尽管我不知道长眠在这洪田火山下的七烈士来自哪里、姓甚名谁,但我知道他们和无数在民族解放和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英雄。

(作者系深圳市宝安区文联常委、秘书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


响在耳边的呐喊


汪破窑

小雨刚歇的午后,我穿过一条窄窄的巷道,途经公明老墟、文化广场,带着复杂的心情前往东宝中学旧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独自前往,也许只有在连空气里都弥漫着忧伤情绪的时刻,才更为适合。

东宝中学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中学,其旧址是三座古老的祠堂,坐落于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下村小学内。我对它的了解最早是通过史料和当地老人的一些说法。

记忆中的东宝中学受尽岁月的盘剥,曾经的风雨使它已呈颓败老态。破旧的祠堂,外墙写着“危房”“危险勿进”等大字。天井、屋顶杂草丛生,雕梁画栋被风化侵蚀,青砖墙面斑驳脱落,仿佛有人咳嗽一声,就有灰尘沙沙地从屋顶漏下。周边肆意生长的高楼将其掩盖,我曾为它的命运担忧过,生怕哪一天它会突然消失。

离东宝中学还有一里路的距离,这个与我原本并无关联的老祠堂,倾刻让我滋生起莫名的担忧。

走到下村小学,眼前一亮。这个隐藏在小学里的祠堂已变了模样。门口两侧墙上,“传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2个红色大字映入眼帘。岁月已使墙上的字迹有些模糊,斑驳的字体仿佛把人带入了那段峥嵘岁月。门旁悬挂着两块烫金的牌子——“深圳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光明区关心下一代教育实践基地”。我心里豁然开朗。这时,闻书声琅琅,下村小学里的孩子们正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稚气读书声驱走了刚刚涌起的担忧。

雨水把屋顶的小瓦冲刷得干干净净,门前那棵凤凰树历经沧桑依然挺拔健壮,一个人已无法将其环抱。树上一朵朵火红的花带有黄色光晕,像燃烧的凤凰。叶子翠绿,呈羽片对生,如飞凰之羽。我仰起头深吸一口气,顿觉清爽宜人,心肺通透。那场小雨让些许花瓣凋零,落在地上的凤凰花让人心生怜爱,雨水的冲刷下其色不褪,反而更加艳丽,细看,像一只只趴在地上的凤凰,只待一阵风就可以借势而起。

我站在祠堂的天井处,被静谧而神秘的氛围萦绕。琅琅书声又响了起来,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让我仿佛看到70多年前,那些秘密开展地下活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身影。

1944年初,为培养革命力量,东江纵队抗日革命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在这里建立了东宝中学,这也是东宝地区第一所抗日民主学校。开办伊始,一大批东莞、宝安等地怀着抗日救国革命热情的热血青年,积极投身于这个革命大熔炉中。学校师生以街头剧、话剧、歌咏、舞蹈、美术等形式宣传抗日工作和党的政策,并成立了“五四剧团”,创作了话剧《奴隶养成所》《老虎九》,以文艺形式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学校还在暑假期间组织下乡工作团,开展“查粮渡荒”“减租减息”等运动,宣传共产党抗日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抗战胜利后,国内危机一触即发。为准备应对复杂而又残酷的斗争,东宝中学停办了。

东宝中学原由三座祠堂组成,现存樸园陈公祠与泰宇陈公祠。樸园陈公祠为三间三进二天井砖木石结构建筑,由门厅、中厅、后厅及一进左右廊房、二进左右廊房组成,门厅前有檐廊、鼓台,明、次间有半架梁,硬山顶平脊;中厅明次间有花岗岩金柱,木构梁架,硬山顶船型脊;后厅明、次间有半架梁,硬山顶,船形脊;前廊房为三开间两进,硬山顶船形脊,后廊房卷棚顶。泰宇陈公祠为三间二进一天井砖木石结构建筑,由门厅、后厅及左右廊房组成。世事如烟,历史已远走,我能看到的只是它的遗址。

坦率地说,这样的祠堂并无出奇之处,令人敬仰的是那一段特殊历史。我沉默地站在这里,沉浸在那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画面中,心里升腾起的何止是激动、自豪。脚下是红色岩砖,受风雨侵蚀,只留下时间流逝的印痕。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景一物都是一部历史、一个传奇,都能勾起我无尽遐思。

从东宝中学出来,我若有所思。一阵阵呐喊声在耳边回响。再回头,东宝中学已隐没在层层叠叠的楼栋中。途经文化广场时,有一群老人在跳广场舞,她们的神情透出安然满足。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著有小说集《大雪温暖》《槐树湾纪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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