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养文化，需要制度之力

文化与旅游，人们心目中的“诗和远方”，拥有相当厚实的文化底蕴。而信用文化，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信用文化源远流长。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诚信之道，无远弗届。《论语·颜渊》直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为政》则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将信用列为“五伦”之一，进一步确立了信用的伦理地位。

一旦信仰滑坡，就难免乱象频出。文化旅游领域，也无法独善其身。比如，一些机构明明不具备资质，但却换了马甲，以欺骗、故意隐匿、伪造、变造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旅游行业许可证；有些机构虽证照齐全，但坑蒙拐骗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造成重大事故或者恶劣的社会影响……

于是，人们达成的一项共识是：文化的养成，离不开制度的刚性。《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的出台，有望以制度之力，涵养文旅领域的信用文化。这一部门规章，在价值均衡、技术理性与宽严相济三个方面，均可圈可点。

价值均衡

信用联动惩戒，首要也是最难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失信行为。失之过宽，打击面过大，既不合比例原则，又伤害文化和旅游领域的经济活力；失之过宽，隔靴搔痒，既达不到惩戒效果，又衍生了劣币驱除良币之忧。这一问题，关系到价值判断与分寸拿捏，无疑十分重要。

《管理规定》第八条对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信息所涵摄的内容，作了“列举+概括”的制度性安排，即为“5+1”模式：五项确定的信用信息：（一）注册登记、备案等用以识别、记载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的信息；（二）司法裁判仲裁执行信息；（三）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四）与其他部门实施联合奖惩的信息；（五）信用评价结果信息、信用承诺履行情况信息。以上五项信息，均为结果性信息，过程信息因为具有不确定性，不记为信用信息。第六项为兜底安排，即“其他反映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状况的相关信息”，这样就为未来的制度变革留下了空间。

以前述制度安排为基础，《管理规定》第三章分别规定了文化和旅游市场的严重失信行为，充分体现了立法的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

在立法领域，技术理性是指以最合理的规则实现立法的价值目标。《管理规定》在以下两方面充分体现了技术理性：

一方面，《管理规定》从“行为”与“主体”两个角度，对适用范围做了闭环规定。

就“行为”而言，《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的信用信息的采集、归集、公开和共享，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修复，信用承诺和信用评价等活动。从而将各类行为一网打尽。

就“主体”而言，《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与第三款分别从“文化市场主体”“文化市场从业人员”“旅游市场主体”“旅游市场从业人员”四个方面，将应予规制的信用主体一体纳入，立法的周详性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管理规定》从“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对失信行为的认定做出了细致的规定。

实体方面，《管理规定》将文化和旅游市场失信主体分为严重失信主体和轻微失信主体，并分别列举了严重失信与轻微失信的情形。这些规定，充分省察并关照了现实，将“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属于旅游市场主体主要责任的；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造成游客滞留或者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情形，纳入严重失信情形。

程序方面，针对严重失信主体的认定，《管理规定》确立了“告知、陈述与申辩、认定、决定与送达”程序，要求发放《严重失信主体认定告知书》，载明认定理由、依据、惩戒措施和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最后在做出认定时，还要经过专家评估、法制审核、集体讨论等程序，充分尊重了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

宽严相济

《管理规定》一方面设定了严格的信用惩戒制度，另一方面，还针对轻微失信主体，规定了替代性信用管理安排，即“符合轻微失信主体认定标准的，在作出决定前，经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约谈督促，改正违法行为、履行赔偿补偿义务、挽回社会不良影响的，可以不认定为轻微失信主体”，此种回转安排，体现了立法的教育本位。

与此同时，遵循国家有关规定，《管理规定》还建立了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修复制度，区分了主动修复和依申请修复两类情形。在依申请修复方面，“文化和旅游市场失信主体积极进行合规整改、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作出信用承诺的”，可申请信用修复。同时，《管理规定》还设定了“申请、受理、核查、决定、修复”五道环节，并明确了不予修复的情形，体现了宽严相济、严管厚爱相结合的信用管理导向。如此安排，刚性与温情并举，颇值嘉许。

我们有理由期待，《管理规定》将以制度之力，为“诗和远方”厚植信用文化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