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乡愁的民间收藏

“三转一响”即指自行车、缝纫机、钟表、收音机“四大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陪嫁物品的代名词，也是计划经济时代极具典型意义的轻工业和电子产品，表征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张维杰是淄博盛康三转一响博物馆创始人，也是山东理工大学的退休教师。生于1957年的他，对过去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有着独特情结。上世纪90年代末，张维杰在一次逛大集时偶然看到一款曾经梦寐以求的座钟，最后以40元买下来。“很多当时被当做宝贝买来的自行车、缝纫机、钟表已跟不上人们新的审美需求，有的进入旧货市场，有的被当成废品廉价出卖。”张维杰说，以往的稀罕物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让他感到十分可惜。

这次不经意的“淘宝”令张维杰对“三转一响”的特殊情感再次萌动。那时，他一有工夫便到乡间或集市上寻找老物件，碰到心仪的物品就买下，收藏之路一坚持就是20多年。这些年来，张维杰收集了相关藏品上万件，随着藏品越来越多、渐成体系，他有了让这些藏品面世的打算。2017年，张维杰退休后筹建的淄博盛康三转一响博物馆对外开放，展出的只是他的收藏的一部分。100多年前的钟表、留声机，我国自主生产的自行车、缝纫机、电子产品……在5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各种展品十分吸睛。如今，它成为一家收藏、陈列、展示“三转一响”时代记忆的民间综合性博物馆。

用丰富实物讲述中国故事

淄博电子工业溯源展区、周村音韵展区……在收藏、布展过程中，张维杰惊喜地发现，许多藏品清晰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轻工业的发展轨迹。

比如，一台14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背后，关联着一段淄博作为老工业基地进行科研攻关的鲜活历史。1970年，原淄博无线电五厂设立电视机科研项目，从彼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吴隆武便是参与攻关的一位工程师，他与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完成了淄博制造的最早两台电视机。2019年，已定居美国的吴隆武通过媒体了解到张维杰收藏了这台电视机后，携夫人辗转来到博物馆参观。看到自己参与设计、亲手组装的电视机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吴隆武热泪盈眶，捐赠5万元支持博物馆发展。这也成为张维杰收藏历程中的一段佳话。

在周村音韵展区，一台油漆剥落的设备格外引人注意。该设备是1955年国家配发给周村区广播站的播音机，也是周村区广播站1952年成立后的第一台播音机。“从大喇叭到小喇叭，从一开始转播节目到后来自办节目，周村广播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硬件设施越来越完善，这台广播机就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证明。”张维杰说。

上海牌手表、“大金鹿”自行车、工农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除记录淄博本土民风民俗、社会变迁外，博物馆内的展品都曾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器物，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有义务做好相关物品的整理研究，以丰富的实物存续时代印迹、讲好中国故事。”张维杰说。

抢救式整理工业文化“口述史”

近年来，张维杰不光收集、展示物品，还潜心挖掘整理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他先后寻访了40多位与“三转一响”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见证人，录制相关视频和音频材料2000余分钟，整理文字资料100余万字，收集图片上万幅，展开了对“三转一响”生产与消费口述历史的发掘。寻访人员中有供电局、棉纺厂职工及广播站站长、曲艺团团长等。通过口述记录，诸如周村缝纫业发展脉络、淄博电子工业发展史等逐渐清晰。

周村区文化馆原馆长刘洪早有一段与“三转一响”的特殊情缘。据说刘洪早在和五音戏泰斗邓洪山结识后，经常将其演唱记谱。在挖掘整理五音戏传统音乐的过程中，刘洪早急需一台录音机，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托人从南方买入，此后他专门录制五音戏录音带30多盘，至今这些仍是进行该剧种研究的珍贵素材。

依托这些口述资料或生活轶事，张维杰等整理编撰了《三转一响》《三转一响文化研究》，撰写了多篇“三转一响”题材调研报告、理论文章，抢救性地保护本土工业文化遗存，同时充分阐释了“三转一响”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