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工作在国际合作交流当中是生动的、具体的，能够拉近大家的距离，易于人文交往，能够和专家、当地民众加深友谊，进行专业技术交流，这就是文物保护工作在国际交流方面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朴素力量。”前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文物博物馆领域党员代表围绕“扎根文博一线 传承文明薪火”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其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际文物保护研究与合作中心研究员王元林分享了他多年来参与国际文物保护工作的经验与体会，讲述了中国援外文物保护工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贡献。
在诸多赴外文物保护与研究机构中，有一支队伍一直默默深耕并获得世界的认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派出工作队代表中国政府，加入了柬埔寨吴哥古迹的国际保护行动中。近30年来，中国政府派出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对保护吴哥古迹所提供的援助，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王元林就是这支专业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
▲ 王元林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很多人也许会疑惑，目前国内的考古及文物保护任务已如此繁重，为何我们还要到国外开展考古和文物修复工作？王元林表示，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与国际社会接轨，开展文物领域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是我们文物事业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趋势；同时，文物国际合作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文物领域智慧支持。
当前，中国文物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涉及联合考古、历史古迹修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文物修复技术、学术研究、人才培训、博物馆文物展览、文物国际执法等多个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交流效果。
王元林举例，就中外合作考古来说，通过实实在在的考古发掘等交流合作途径，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学习掌握这些国家的文物古迹和文明历史，是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也能够为其他方面的合作奠定潜移默化的有利条件。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大量考古研究，在文物保护国际工程中大量参与，注重国际文化交流合作。“这一点，我们长期参与赴外考古工作的一线人员感触尤为深刻。”
“同时，了解国际学界的进展和国际上的研究系统和理论方法手段，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对我们探索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因此与国际接轨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王元林认为，赴外考古是易于人文交往和民心相通的基础内容，也是深入认识中华文明历史特色的需要，只有了解外国文明历史并比较研究，才能在全球视野下更深刻认识中华文明自身独有的特色。
截至目前，中国近40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已在包括“一带一路”沿线与周边以及中美洲、非洲的20余个国家开展了50余项考古调查发掘和学术研究项目。“尤其是近几年，由于尼泊尔和缅甸大地震，给世界文化遗产带来了极端严重的损坏，我们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供支持和帮助，在国际社会赢得了非常良好的反响。”王元林说。
当今，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需要大家共同保护，已然成为国际共识。据了解，自上世纪50年代，援助蒙古国博格达汗宫文物建筑以来，中国已经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6个国家开展了11个大型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构建了稳定多维的政府间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网络。
业界公认，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是有上百年的国际合作文物保护的国际舞台。在这样的国际平台上，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队伍同台竞技，各自采用不同的文物保护理念、方法、技术、手段，同时也有坦诚的交流合作，大家秉持客观谨慎、精益求精的态度，致力于把吴哥文明宝贵遗产保护好。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吴哥文化遗产成功摘掉了濒危遗产的帽子。“我们特别欣慰！所参与的吴哥古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也成了国际合作文物保护的典范。”王元林感慨。
在与国际专家、国际组织的长期磨合交流当中，我国文物保护的理念、方法也获得了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理解与认可。王元林举例，考古方面最简单的“洛阳铲”勘探技术，“活动面”“堆积单位”等这些具体考古发掘方法，再如可逆、可辨识、可识别、最小干预这些文物保护的原则理念，都是在与国际专家、国际组织、受援方、合作方等经过长期的碰撞交流，最终在实践当中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欢迎甚至推崇。
结合多年参与国际合作文物保护的工作经验，王元林总结了几个方面的深刻体会：一方面，通过这些具体的项目开展，支持帮助在文物保护技术方面仍较为薄弱的国家，合作保护好人类共同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互相的了解，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同时能够深化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真正做到了互学互鉴，传承文明，促进了人文交往和民心相通。“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具体的工作参与世界文化遗产治理能力建设当中，加强了我们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话语权，同时也积极支持了中国考古和文物保护的国际化程度。”
而令王元林体会更深的是，通过国际合作项目的执行和合作研究，我们也实实在在地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锻炼了人才，提高了我们保护文物、研究历史的自身能力建设和文化自信。“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提供了务实的国际合作支持，也能够更好地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我们文物领域坚定的智慧支持。”王元林补充道。
有一种精神，叫“莫高精神”，它已成为敦煌研究院70余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敦煌莫高窟文物工作者们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秉持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择一业，成一事，终一生，也已然成为文博领域的一座精神丰碑。
曾多年在敦煌一带参加田野考古工作，王元林对在艰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莫高精神”也深有体会。“这种行业精神，就是我们文物领域宝贵的行业风范。”王元林说，“在国际合作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过程中，面对普遍较为艰苦的环境，面对涉外项目严格的管理要求，面对国际专家和相关组织的专业质询，甚至面对不同合作方和受援方不同的管理制度和不同社会风俗，这种精神和援外先烈铸就的国际主义精神，自然就成为我们坚守初心使命、坚持完成赴外任务的精神动力，进而养成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终身以之的良好职业品格。”
上世纪90年代，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开始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时，起步尤为艰难。当时缺水少电，更何况深埋在遗产地的部分地雷还没有完全排除干净，风险较大。并且，生活环境极端湿热，他们在驻地住的是简陋的木板房，却克服了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援助柬埔寨第一期周萨神庙的修复工程，并在国际上赢得了极佳口碑，也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联系当下，王元林感叹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同样对援外文物保护和国际合作考古带来的极端影响。但面对困境，新一代的文物工作者用实际行动证明这种精神与品质在不断地传承发扬。
2020年初，因新冠疫情暴发而困守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古迹修缮现场的5名队员无法回国，但他们临危不惧，一方面保证了项目进度和质量，保障了队伍零感染，也护卫了人员和文物安全；另一方面，他们竭尽全力，想方设法购买、寄送防疫物资，积极支持国内抗疫合作，至今还有3名队员坚守在现场。“这些都是我们坚持发扬的‘莫高精神’在国际文物保护事业上极为生动的例证。”王元林说。
“近几年，作为一名一线人员，我深刻地感受到文物考古和古迹保护领域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深受鼓舞，也深刻感受这份工作的责任重大。”王元林表示，“今后将继续从事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东南亚考古研究工作。在工作上，积极提携和培养青年人才，继续做好目前所承担的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继续为人文交往和行业发展贡献自身的专业力量，尽己所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