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郭汉城先生结缘于10多年前的一次访谈。起因是受《中国戏剧》委托对郭先生进行了专访并发表《新形势下的戏曲改革问题》一文。自那之后，蒙先生信任，我开始协助做一些他的诗词书稿、访谈文字的整理工作。每次探望郭老时，都会聆听到他用韵味十足的萧山口音讲述戏曲理论建设、戏曲创作实践的思考，分析戏曲改革的经验教训，回顾文章、诗词或者剧本的写作背景，笑谈儿时在家乡观戏的种种趣事……他对理想信念和戏曲事业的初心不改，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谦逊宽厚、平和达观的处世理念，让每次与他交流的人都在感佩之余受益良多。其中，郭汉城先生在“前海学派”从提出时的较有争议到逐渐成为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称谓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学术胸怀与大家风范，让我印象深刻。

作为中国戏曲理论民族化体系的重要创建者、中国戏曲现代化的奠基人和推动者、“前海学派”的重要学术带头人，郭汉城先生经常与张庚一起被称为戏曲理论界的“两棵大树”。而对学术界提出的“前海学派”称谓，郭汉城先生始终保持着清醒严谨、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担当意识，先后多次发表见解和主张，以正视听。2011年，在《张庚与“前海学派”》一文中，郭汉城先生明确了对“学派”的认识，并初步对“前海学派”学术特点进行梳理。他指出，“一个学派，并不是一个组织实体，也不是一种学术标准，其实质是共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想。”“我觉得‘前海学派’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今天重提‘前海学派’，并不是为争名义、争地位，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完成戏曲现代化这个历史任务。”以张庚、郭汉城为代表的“前海学派”到底有什么特点呢？2013年，在为其担任主编的“前海戏曲研究丛书”撰写总序时，郭汉城综合概括了“前海学派”的学术特点：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戏曲的历史和现状。第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不搞书斋式研究。第三，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充分发挥研究人员自由、自主的研究精神。这种学术民主作风，更显著地体现在集体攻关的大型著作上。第四，重视学习，向戏曲遗产学习、向先进理论学习、向前辈成果学习、向新鲜经验学习，不断提高研究队伍的素质。继而明确指出，“以上四个方面，既包括我们的成就，也包括我们的不足。但这些不足的存在，并不妨害它成为一个学派。任何一个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阶段性，都有局限性，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学派。这是客观世界不断运动发展反映在认识上的必然，是永恒的。只有顺应着这种规律，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才能不断超越阶级性的局限和认识上的不足。”

在郭先生的诗戏人生里，经历过惊涛骇浪，也承受过艰难困苦，但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多首诗词都在告诉我们，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对风云变幻时，是怎样站稳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立场，初心不改、老而弥坚的。他在1998年所写《述怀》诗中有这样几句：“古称白头吟，今也重志节。江流石不转，马列势难易。人民是根本，民主不可缺。坚持党领导，党风最关切。科教和文化，都关生产力。慎行常不悖，万世固基业。道路艰且远，终可达鹄的。老也何足悲，此心长似铁。”这些诗词都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心有大爱、心怀天下的最好证明。郭江曾在《我心目中的父亲》中深情评说，父亲是一个胸襟宽厚、事业为重的人；是一个心怀大爱、立场坚定的人；既是父亲，更是老师。作为有机会在老人家身侧聆听他教诲的晚辈，对郭江的话深深认同之外，更多了一份敬仰与感恩。一件发生在2013年底的小事我至今记忆清晰，当时的日志是这样记述的：上午去先生家，谈了很多，尽兴而归。向先生说起我从研究部门转岗到职能部门从事科研管理半年来的体会，虽说是个人主动的选择，不免对未来的路在哪里有迷茫和慌张。先生对我说，你现在的工作有必要。与现实结合，世界就大了，就鲜活了。长远看，比躲在屋子里搞自己的一套收获大。只要是对戏曲事业发展好的，他一样觉得有意义。他的这一番话让我顿生拨云见日之感……之后的8年里，我总会回想起先生的这一番教诲，心中会平添一股力量。

另一件事是在2016年早秋，先生百岁寿诞前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他亲自打来的电话，嘱咐我天气炎热，要我多多注意身体。这样的电话平时也常有，有时是先生本人打来，有时是家人代为联络，大多是为了某项具体的工作，但这一次显然不同。我心有异样，在第二天下午便赶到了先生家里。先生见到我情绪有些激动，说他近日身体状况不好，想到这些年对他有帮助的同志，希望能够当面表示感谢。我宽慰着先生的同时，内心却是十分感动与震撼，对他的敬仰和钦佩之情更甚，对先生交待落实的事项，不分大小，更加尽心竭力。于是便有了2019年1月底《郭汉城文集（十卷本）》研讨会结束后先生送我的题字：陈曦同志，我希望你还要帮我做更多事。

相信在郭汉城先生的人生字典里，信仰、责任、执着、谦谨、豁达、博爱、乐观是永远的主题词。“世间万物谁占尽，一得会心即有情。”爱戏爱戏曲的郭汉城先生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