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其中第十二章“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强调“着力保护沿黄文化遗产资源，延续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并提出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建设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其中重点提到高水平保护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河南双槐树、山东大汶口等重要遗址。本端选取上述5处遗址，对这些遗址在高水平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经验进行报道。
陕西石峁遗址：
深耕遗址价值 探索保护之路
秦 毅 苏明利
▲ 石峁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10月18日，河南省三门峡市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入选。约4000年前在中国西北一隅，一支神秘的文明力量曾繁盛过数百年，却没有在历史文献中留下过记载，这就是石峁遗址的发现如此石破天惊的原因之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遗址的主体内涵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考古资料显示，皇城台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邵晶表示，10年前的石峁遗址，还只是黄土高原上梁峁间依稀可辨的一些残垣断壁。在考古工作者多年的不懈努力下，如今石峁的面貌正在逐渐清晰，千万年前的“石峁王国”图景正一点点呈现在世人眼前。
从2012年开始，陕西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外城东门址、内城韩家圪旦高等级墓葬区、城外樊庄子“哨所”等地点。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称，在石峁遗址考古发掘中取得重要进展，联合考古队在皇城台发掘出70余件精美石雕。
随着遗址的不断挖掘和保护实践的不断深入，如何实现发掘和保护双赢就显得十分重要。近年来，陕西省深耕遗址价值，探索了一条因地制宜的遗址保护之路。
“作为承担考古发掘工作的业务人员，对这些自己亲手发掘出来的重要遗迹现象不仅应负责挖，更应负责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如何加强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统筹协调、有效融合，一直是考古工作人员所面临的问题，石峁遗址所在的特殊地域，也给考古工作人员的遗址保护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
尽管如此，陕西省的考古工作人员坚信办法比困难多。2018年至2019年，考古工作人员通过请教当地群众，咨询有关专家，同时结合南美洲玛雅遗址和印加遗址的保护经验，在石峁遗址管理处的配合下探索出了一套对石墙进行常态化养护的保护模式。此外，为了保护仍留在大台基南护墙上的石雕，研究员在南护墙中段精心设计并修建了一座气肋膜保护大棚，采用地面式结构，直接由配重块固定于地表，电脑控制定时自动充气，具有不打桩、不开挖、可移动等优点。这一方法不仅使珍贵文物免遭风吹雨淋，又防止了在建筑修建过程中对地下文物的再次破坏，也不影响之后的航拍记录工作，在遗址保护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此外，陕西省神木市在保护允许的前提下，对石峁遗址进行了科学而有序的规划。神木市通过拟建石峁国家文化遗产公园、石峁博物馆等项目，意在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考古研学旅游地，将石峁古城这一文化符号与区域内的旅游发展互动起来，有力地促进了遗址文物的良性循环保护，成为陕西省旅游与保护并重的发展样本。
近年来，石峁遗址管理处持续推动遗址的保护开发向规范化迈进，不断向高水平、多样化发展。为了不妨碍正常考古工作的开展，遗址区在允许的范围内轻体量开发，清理植被，突出石头城轮廓，让游客能体验这座古城的宏伟。随着石峁遗址基础设施及其他相关条件逐渐改善，遗址管理处组织实施了石峁博物馆建设项目，博物馆设置文物展示区、文明史视频体验区、考古体验区等，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实现了对石峁文化的传承。
10年前，石峁遗址深藏于陕北黄土梁峁之间的“无名之地”，如今以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走向了世界舞台。未来，遗址的考古和保护工作仍在继续。“要坚持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贯通文物保护和文化展示的堵点，找到石峁文化和群众生活的结合点。”石峁遗址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全力推动石峁遗址的保护传承，在时代发展中取得新进步。
山西陶寺遗址：
“一区一园一圈” 推进遗址保护开发
郭志清
▲ 陶寺观象台 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供图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是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的大型城址，距今4300年至3900年，分布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从1978年开始，经过4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初步确定了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初步认定陶寺遗址是从时空上考古探索中华文明核心形成、最初中国诞生的重要节点，是黄河文化和华夏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之一。
1988年，陶寺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21年，陶寺遗址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近年来，临汾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陶寺遗址的保护利用，根据考古成果，经过多方论证，修编了相关规划，初步形成以陶寺遗址为核心，建设“一区一园一圈”的大遗址保护开发总体思路。襄汾县也在全面有效保护的基础上，按照《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20—2035）》，切实做好合理利用和传承发展工作，推动陶寺遗址文化“走出去”，提升陶寺遗址的文化展示力，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去年，山西省文物局将陶寺遗址列入山西省第一批专题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
“‘一区一园一圈’，即建设陶寺遗址核心区（遗址公园）、尧文化旅游产业园、古文明旅游圈。”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襄汾县先期启动建设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陶寺遗址博物馆，逐步以遗址内没有文化层的两条冲沟为主线，建设尧文化旅游产业园，打造古文明旅游圈。
记者了解到，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包括陶寺遗址公园工程和陶寺遗址博物馆工程两部分。今年3月14日，陶寺遗址博物馆举办奠基仪式。据透露，博物馆的外形是一个“中”字，突出了“最初中国”的理念。博物馆建成后，将以“今日中国 陶寺走来”为展陈主题，以文明蕴化、尧舜治世、先祖风华、地中之都、都城衰落和探索历程这六大展厅来全面展示陶寺文化和帝尧文化。此外，博物馆还将重现发掘出的最大墓葬——中期王墓ⅡM22，复原观象台、宫殿区。
奠基仪式当天，塔儿山（崇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也同时启动。《帝王世纪》记载：“尧葬狄山之阳，名崇山。”崇山就是塔儿山，它是唐尧时期观天象、定四季节令的始发地。这座古老的山峰孕育了陶寺王国的兴旺，见证了陶寺王国的沧桑。据悉，塔儿山（崇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将造林5万亩，届时，塔儿山将恢复当年森林茂密、风景秀丽、兽鸟云集的风貌。
另一边，陶寺遗址公园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陶寺遗址公园依托遗址保护区内天然存在的两条深沟建设史前文明深度体验园区，主要开展本体保护与展示工程、展示道路与基础设施工程、环境整治与绿化工程。其中，本体保护与展示工程主要包括宫殿区城墙保护展示工程、观象台本体保护展示工程、中梁沟城墙剖面保护展示工程等。
除此之外，经过多方主体参与，遗址周边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加快。2017年投资3.14亿元，建设了连通京昆高速公路、大运一级公路、陶寺遗址至临汾市城区，全长21.33公里的陶寺旅游公路，改善交通条件；筹资1200万元，建设了600平方米的看护管理用房、900平方米简易保护棚、7000米的防护围栏（界桩）等基础设施，完善了保护设施。
山东大汶口遗址：
传承历史文脉 构筑防护“安全墙”
苏 锐
▲ 大汶口遗址环境整治工程 大汶口国家遗址公园供图
大汶口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史前文化最辉煌的典型代表，是齐鲁文化的源文化。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介绍，1959年，在修建京沪铁路的过程中，在泰安宁阳县大汶口镇的施工工地上挖掘出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和墓葬。根据暴露于地面的彩陶片及其他遗物，确定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于是文物部门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随着大规模的发掘，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与命名地，距今6100年至4600年。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大汶口遗址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和宁阳县磁窑镇，东南至大汶河南岸的宁阳县磁窑镇堡头村，西北至大汶河北岸的卫驾庄南。
大汶口国家遗址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大汶河自东向西，把遗址分成南北两部分，遗址跨河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其中大汶河北岸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南岸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大汶河河道面积约35公顷，遗址总面积4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2米至3米，遗址埋深0.5米至2米不等。
泰安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的相关材料显示，1977年12月23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将大汶口遗址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被列入国家“十二五”大遗址保护规划和全国首批23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为做好大汶口遗址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了《大汶口遗址保护规划》，2011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复，2013年7月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实施。在《大汶口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后，相关部门又启动了遗址公园规划编制工作，2011年9月，泰安市、岱岳区文物部门会同大汶口镇委托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该规划设计于2012年2月完成编制，规划期限为2011年至2020年。
目前，当地已完成大汶河北岸遗址防洪堤工程及文化墙工程、大汶口遗址安全防范工程、大汶口遗址保护设施建设工程、大汶口遗址汶河北岸区域环境整治工程、大汶口遗址大汶河南岸护坡工程项目建设，大汶口遗址汶河北岸遗址展示系统工程、大汶口遗址汶河北岸区域发掘房屋遗迹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正在实施中，大汶口遗址汶河北岸遗址展示工程设计方案正在编制中，确保了大汶口遗址得到有效保护。
比如大汶河北岸遗址防洪堤工程，位于大汶口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保护大汶口遗址免受洪水灾害。该工程东起京沪铁路桥上游200米，西至104国道公路桥，总长1071米。
文化墙工程主要包括汶河记忆大型浮雕墙及文化石粘贴工程，为增加防洪堤的景观效果，以“汶河记忆”为主题，以花岗岩雕刻贴面为表现形式，对汶河流域几千年文化积淀，通过文明之光、汶水汤汤等8个篇章进行浓缩展现，着力打造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长廊，形成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副局长王廷琦告诉记者，大汶口遗址安全防范工程主要包括视频监控和声音复合系统、入侵报警系统、数字无线对讲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巡更系统、监控中心建设、传输及配套安装调试等工程，实现了对遗址核心区的全面视频监控。
而大汶口遗址保护设施建设工程，主要是对遗址区域进行环境整治，对遗址核心区进行土地收储和边界封闭，移除地上占压物，进行统一的管理保护和考古发掘等，使遗址核心区基本实现封闭管理。
近期正在进行中的大汶口遗址汶河北岸遗址展示系统工程，其设计方案围绕大汶口遗址核心价值特征，通过对遗址本体、现状地貌、自然景观以及现有工程的梳理和整合，在适宜尺度中构建阐释体系完整的大汶口遗址核心价值。同时，工程还会运用多种展示方式，将古代农业生产、家畜饲养、渔猎采集、制陶业、建筑、酿酒、习俗和礼仪等内容进行展示，并适当增加公众的体验参与互动，促使观众更加全面地了解大汶口遗址。
王廷琦介绍，下一步，山东将建设大遗址环境检测保护工程和数字化保护工程，对大汶口遗址进行全方位、多维度保护。
河南二里头、双槐树遗址：
遗址保护让遗珍再放光芒
陈关超 鲁 鑫
▲ 二里头遗址 受访者供图
▲ 双槐树遗址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河南省积极响应文物保护政策，大力加强文物遗址保护建设，二里头夏都遗址和双槐树遗址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高度重视。
二里头夏都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遗址，这里刷新了中国考古界一系列历史纪录：中国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依托丰富的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并结合合理推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今年正式投入运行。数字化保护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带来了新活力。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全面复原展示了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二里头文化整体面貌，并结合夏都文化特点，定制打造特色数字展项，制作三维数字影片，展现二里头夏都作为“最早中国”的风貌，这种数字化呈现方式新奇有趣，激发了人们了解二里头文化的兴趣。馆内的数字化应用让观众能够通过感官对二里头文化进行沉浸式体验，加强了观众对遗址文化的切身感受，既让二里头文化拥有了新的生命力，也是对遗址进行保护利用的一种新尝试。
而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中华文明形成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这里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完整的精美彩陶以及与丝绸制作工艺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骨针艺术品等。除此以外，遗址上还发现了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双槐树遗址曾存在较高程度的文明。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也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在开展考古研究工作的同时，双槐树遗址持续开展的公众考古工作为其带来了新发展：与北京大学等高校在考古工地举办了考古夏令营，向在校学生展示如何利用洛阳铲勘探及清理遗迹现象；考古队员深入社区，宣传双槐树遗址重要考古收获以及对黄河文化研究的重要社会价值；接待社会团体和院校师生到双槐树遗址进行参观学习，展示双槐树遗址的文化内涵……这些研学和科普宣传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人能走进双槐树遗址、认识双槐树遗址，这对培养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激发公众对考古文化的热爱具有重要作用。
如何保护从沉睡中“醒”来的遗址古迹，让它们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充分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文旅融合发展给出了答案。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陶文、圆鼓腹罐、网红棒棒糖等文物元素的文创产品出现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让游客在参观结束后可以带着文创纪念品离开。这些文创产品最重要的价值是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传承、再造与创新。考古旅游与其他旅游景点不同，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专业性，一块距今几千年的陶片，在不理解的人看来就只是一片残破的陶片，较高的“门槛”让很多人对考古旅游望而却步。文创产品的开发让人们看到了文物的萌点，从而愿意了解这些文创产品背后的文物原型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双槐树遗址也正在谋划遗址文化生态公园的建设，这一举措将遗址保护与旧城改造、文化旅游发展、改善民生结合了起来。
文物遗址的高质量保护十分重要，但高质量保护并不仅仅是保护文物遗址的安全，还要让它们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深入人心。只有这样才能讲好文物故事，讲好黄河故事，不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