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黄定山介绍，将歌剧《沂蒙山》拍成电影，是在演出歌剧《沂蒙山》100多场并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之后，才产生的想法。实际上，对于歌剧电影的拍摄，黄定山有自己的思考和考虑，他认为这一次《沂蒙山》的拍摄绝不是一次对舞台的记录，而是一次全新的创作。“我希望既保留住歌剧魅力，同时又是以电影的语言、镜头的语言进行一次全新的创作，让观众在电影里能够看到歌剧舞台上看不到的东西。”黄定山说。

对于习惯了镜框式舞台表演的剧场观众，无论坐在剧场哪个位置，其角度和距离感觉都是一样的，因为舞台只是一个平面。而电影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写，镜头能放大一切，这也是电影与舞台艺术的最大区别。当然，这也是其中最大的难点，而这个难点也恰恰是最吸引黄定山的。“歌剧毕竟是一种假定的非生活的表现形态，它具有舞台艺术的假定性，可是我们在电影蒙太奇镜头语言中的叙事，更多的是制造幻觉或者对真实生活的反映，这是两种审美方式和叙事方式，如何把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一次全新的创作，我是把自己对电影的理解、对镜头语言叙事的理解很好地融入进这部歌剧电影中。”黄定山表示。

在黄定山的创作体验中，这是一次极其艰难和艰苦的创作过程。“不同于以往的电影表现方式，我们整整用了20多天、每天18个小时的工作强度来拍摄。我们利用电影的光效对演员的表演进行电影化的、能够经得住镜头考验的新的尝试，包括更加深入的内心体验及舞美的细节化处理，例如场景的营造、气氛的营造、战争效果等。这样可以很快地将观众拉进演员的表演和剧情中，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黄定山说。

电影的拍摄正值隆冬，主创人员裹着大衣从早到晚进行工作，对创作的艰苦深有体会。“按照对激情戏、哭戏的要求，我们不断反复地拍摄，有的演员眼睛都哭肿了。我们的镜头不断地推拉摇移，一个场景反反复复地拍摄十几条甚至几十条，这种场景可谓历历在目。”黄定山回忆道。

歌剧演员拍电影本身机会就很少，所以这对于每个演员来说都是一次弥足珍贵而又有趣的创作经历。在歌剧电影《沂蒙山》中，王丽达扮演豪爽泼辣的女主“海棠”。“我觉得体验真的是不一样，这对于歌剧演员来说挑战挺大。因为在镜头面前，我们所有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及内心情绪的变化及一些细微的处理都会被看得非常清楚。”王丽达说。

“一个演员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当中，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我就是海棠，就是一位红嫂。”对于这个角色，王丽达深有体会，“为了精益求精，在拍摄的过程中，一大段一大段的感情戏一遍遍重来，演那么多遍，演员依然要保持住情绪，太不容易了。”王丽达记得有一场戏，因为要反复地跪在地上，她的膝盖已经疼得不行了，于是在护膝里贴了一个膏药。没想到那个膏药是发热的，当拍到一半时，她的膝盖已经被烧红了。于是，她赶紧脱了护膝，把膏药撕掉。在拍摄的过程中，王丽达几乎是三班倒，早上7点化装，一直拍到夜里。有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起的太早了，由于头一天晚上拍的哭戏眼睛还是肿的，她只好去超市买两个冰棍，在上妆之前先用两个冰棍敷着眼睛，让眼睛消肿。

在这部电影中，歌剧演员杨小勇扮演的是为掩护八路军而牺牲的“舅舅”。“拍电影对于歌剧演员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尤其是反复地补拍镜头，情绪有时候会跟不上来，我觉得还是要慢慢适应。”杨小勇说，以往在排练现场，不管导演、指挥还是声乐指导，他们经常在讲一件事情时总是要延展、延伸很远，甚至还要引经据典说上大半天，可是，黄定山不是这样的人，“他在现场说的每一句话都管用，这大概就是大家所说的干货吧！”

“在排练时，舞台上的一切都在黄定山的眼里，连演员的站位不太合适，他也会第一时间来调整。”杨小勇说，“黄定山在镜头运用方面得心应手，在舞台上根本就没有过渡、没有痕迹，用镜头捕捉的内容完全没有问题，所以非常信任和依赖他。”

在这部电影中，另一位女主角八路军战士夏荷也是一个非常见功力的角色，她的扮演者张卓是中国歌剧舞剧院一位出色的歌剧演员。张卓回忆，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很曲折，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电影的拍摄日程一改再改，“正好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沉淀。大家做了很多案头工作，团队当中的互相沟通也一直没有间断。”

回忆起拍摄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张卓说：“不管是歌剧版还是电影版，《沂蒙山》众主创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令人记忆深刻。在拍摄现场，我们都是真唱，是全身心、全方位、全投入的那种状态。很多的场景就是一条过，电影里有些长镜头几乎一刀不剪，保留了音乐空间的唯一性。同时，这对歌剧演员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我除了演唱要连贯，情绪也要连贯。在拍摄时，灯光师很巧妙地在长镜头里通过我的走动来变换光源色彩，我后来看到电影才感觉这种审美构思很赞，这也是歌剧电影的独特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