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外国作家对中国古代文化很向往，写古代中国需要很多文化积淀，其难度可想而知。作家黑塞（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古代典籍非常熟悉，还根据中国的历史写过《诗人》《周幽王》等小说。在黑塞的小说《玻璃珠游戏》中，主人公克尼克在竹林精舍除了学习《易经》《庄子》，还洗涤毛笔、研磨墨汁、烹饪茶汤、查看中国日历等。黑塞认为：“《诗经》《易经》《论语》《老子》《庄子》与荷马史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我的老师，帮助塑造了我和我心中对善良、智慧、完美的人的概念。”作家卡内蒂（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小说《迷惘》中塑造了汉学家彼得·基恩的形象。彼得·基恩“最爱古代的中国人”，他一出场就在谈孟子。彼得·基恩早就记熟了孔子的言论，还把自己的经历与孔子的经历进行对比，他的结论是：“熟读这些话有什么用呢？人们要使用这些话，体验这些话，并证明这些话。”在生活中，彼得·基恩还用孔子的言论解决遇到的问题。卡内蒂曾说：“经过近20年的尝试，中国终于成为我的故乡了。”

有些西方作家在中国生活或游历过，对中国的认识会比纯靠想象的作家更全面。作家圣—琼·佩斯（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于1916年至1921年在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工作，并写下了长诗《远征》。作家赛珍珠（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目睹了中国的变迁，并翻译了《水浒传》（英译本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她持续多年描写中国，创作了“大地三部曲”等中国题材的小说。1931年，小说《大地》出版后，改变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抗战时期，赛珍珠于1942年出版了小说《龙子》，描写了离南京不远的林郯一家在日军侵华时的遭遇和他们抗击侵略者的故事。作家海明威（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到访中国，并于1941年6月10日至18日撰写了《中国的空军需求》《中国建设机场》等6篇关于中国抗战形势的报道，分析了很多国家当时的状况、战争企图和下一步的举措。海明威认为：“日本在形势那么有利的情况下没能南进的原因是，37军（指陆军）的52支部队都陷在了中国战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日本唯一可以实现南进目标的办法就是征服中国，或与中国达成和平，或与苏联达成一个真正有效的协议。”他还提出：“（中国军队）最大的不足在于缺少可用的空中力量和炮兵……根据我对中国的地形、涉及的问题以及参战部队的了解，日军想要打败中国军队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中国军队被出卖了。”海明威对中国的信心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石黑一雄（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小说《我辈孤雏》男主角班克斯对日军上校说过：“像您这样有文化素养的人，必然会为这一切感到遗憾。我是说贵国侵略中国，造成尸横遍野的惨况。”这部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

中国古典文化经常出现在作家川端康成（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笔下。川端康成在小说《名人》中写道：“我觉得中国围棋的历史远比日本悠久，它的智慧在这位少年（吴清源）身上放射出了光芒。只不过是，在他背后的这一股强大的光源沉沦在深深的泥土里。吴有天才。尽管如此，倘使幼年时代没有机会进行磨炼，他的才华也就无法发挥，终于会被埋没。”川端康成曾于1942年到中国东北游历，他没有给日本军方鼓吹，而是撰写、编选了一些关于当地文学等的文章和书。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中说：“日本吸收了中国唐代的文化，而后很好地融汇成日本的风采，大约在1000年前，就产生了灿烂的平安朝文化，形成了日本的美，正像盛开的‘珍奇藤花’给人格外奇异的感觉。”

跟川端康成的关注点不同，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较关注现代中国。例如，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同时代的游戏》中，能隐约看到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大江健三郎深受鲁迅影响，母亲在他12岁时就把《鲁迅选集》送给了他。大江健三郎说：“鲁迅向我们保证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属于希望的！……随着人生岁月的流逝，我越发坚信这个道理。”

此外，作家叶芝（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他的不死鸟》《天青石雕》等诗歌中有对中国的描写；作家尤金·奥尼尔（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戏剧作品《马克百万》讲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经历；作家贝克特（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小说《梦中佳人至庸女》中有对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作家勒克莱齐奥（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提到将作家与一座城市等同起来的例子时，脑海中首先冒出来的作家是中国的老舍。勒克莱齐奥说：“在他的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中，尤其是在《正红旗下》以及《四世同堂》中，他描绘了老北京百姓的生活场景，并最终让新的读者感受到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别样的美丽，感受到它的民众面对战争时的英雄主义，感受到对于一个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深切怀念。”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是我国作家了解世界文学思潮的一扇窗，也带给他们写什么、怎么写的思考。文化交流在一部部文学作品中是很具体的，不是抬出去，也不是抱出去，更不是送出去，而是通过一部部作品踏踏实实地走出去，这样才能走得稳、走得长远。100多年前，罗素（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我出发前往中国，去找寻一种新的希望。”他在中国的收获至今启迪着人们，罗素认为：“（西方人）刚接触中国文化很难识见中国人的志向意趣，但渐渐就能看出他们生活的美感与尊严所在。所以，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愈久，爱之愈深。”这是文化远游后最好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