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新西兰电影制片人鲁道尔·海沃德和他的妻子拉麦·海沃德当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带领一个自由摄制组来到当时西方人还认为充满神秘感的中国，他们选取广州、上海、北京、武汉4座城市，用影像真实记录下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建设国家的热情。

▲ 1957年，在中国拍摄的拉麦·海沃德（中）（新西兰驻华大使馆供图）

“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让她睡吧！”《走进红色中国》援引了拿破仑的话，将其放在影片开头。紧随其后，影片的主创人员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但是，如今这个巨人已经觉醒，并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走进红色中国》拍摄于1957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规定任务，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该片真实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国的状况。在北京，摄制组去过天安门、天坛、前门、鼓楼、学院路等北京知名景点、商业街和学校。最让他们难忘的是，在当年的国庆节观看了群众游行，还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向他赠送了新西兰毛利王的一件羽毛斗篷；在上海，他们拍摄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实施严重封锁情况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并展现了英国、荷兰、新西兰等国家海员在上海的生活，蒸汽发动机厂也被装进镜头；在广州，新建成的小学、医院、自来水厂以及珠江渔民健康、安定的生活呈现在他们的镜头中；在武汉，长江大桥项目竣工被记录下来。

据新西兰前驻华大使麦康年回忆：“上世纪50年代的新西兰民众对中国是恐惧且不了解的，而这部纪录片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或多或少改变了新西兰人对中国的误解。”

1973年1月，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历时22天拍摄的22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首映式。然而，电影放映后却受到两方面的批评：在极左思潮下，中国批评这部纪录片丑化了中国；在一些西方政客看来，这部纪录片刻意美化了中国。

▲ 安东尼奥尼《中国》（纪录片截图）

安东尼奥尼曾这样描述他拍摄《中国》的初衷：“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1972年的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普遍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更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

《中国》以《我爱北京天安门》歌曲开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拍摄于北京，展示了一所小学的学生、城市的老区、使用针灸技术的剖腹产手术，以及棉纺厂及其工人等；第二部分展示了河南林县的红旗渠，还有河南的集体农庄，以及古城江苏苏州和南京；最后一部分拍摄的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

▲ 1972年，安东尼奥尼（左一）在天安门广场拍摄。（2019央视纪录片《从〈中国〉到中国》截图）

如今看来，安东尼奥尼的团队并没有什么倾向性，正如摄影师卢西亚诺·托沃利所言：“我拍摄的只是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我们关注的是人的真实状态。”

安东尼奥尼曾说：“我在中国人那里发现了什么？他们的纯净、诚实和他们相互间的尊敬。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正在劳作的人，每个人都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哪怕很繁重，他们都能平静地接受，他们充满激情地认为自己所做的对这个社会有益。”

上世纪80年代，柯文思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居住了9个月。自那时起，他就爱上了中国。从2013年开始，柯文思将工作重心放在中国，他希望记录向西方并讲述真实的中国。“我不是中国的‘宣传员’，也不是中国的‘脑残粉’。我只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一个发现中国这个‘宝藏话题’的电影人。”柯文思说。

柯文思的《柴米油盐之上》聚焦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讲述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中国人以不同方式奔小康的真实故事。

▲ 《柴米油盐之上》海报（东南卫视供图）

为了展示小康社会的不同侧面，柯文思把镜头对准了普通的中国人：他们中有整天挨家挨户劝说村民走出大山，却无暇料理家事的村支书；有身高不足1.6米、出身贫寒的女性货车司机；有30岁才开始学爬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杂技演员；也有没钱读完中学，却功成名就、反哺家乡的民营企业家……柯文思坚信，只有真情流露的主角，才能讲好小康社会的故事精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还能让人施展抱负。无论人们是想成为科学家、探险家还是教师，中国都能给他们提供机会，这非常了不起。”柯文思说。

这些普通人的人生故事有各自的戏剧性和关键词：自强、坚韧、闯荡、奉献。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下，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书写个人命运。这种内驱性的个人奋斗，又反过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蓬勃生机。

“到本世纪末，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柯文思看来，“中国的崛起”或者“中国的复兴”是21世纪最大且持续的新闻故事。柯文思希望自己拍摄的中国故事能够打动西方观众，改变他们看待中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