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考古耀眼明珠助力复原中华历史

汇观山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城外西侧约2公里，坐落于一座海拔约22米的小山上。1990年村民建房时出土玉璧等重要遗物，199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发掘了约1500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祭坛1座、大墓4座。

祭坛利用自然山体修凿而成，主体为三层阶梯结构，正南北向。最高处的长方形覆斗状台基为祭坛主体，面积约1500平方米，中部偏西以挖沟填灰色土的方式形成回字形灰土框，围沟的营建使祭坛顶面呈现三重土色结构。祭坛主体周围的第二层台面低于祭坛顶面1米至1.5米，每边宽窄不一，东西两端呈二级阶梯状，且各发现两条南北向小沟，可能为排水沟。1999年第二次发掘时确认了汇观山第二层台面外存在有统一标高的第三级台面，低于祭坛顶部约2.2米，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此外，在祭坛东北部，从山脚至山顶发现了人工堆筑的三道台阶状石块护坎，推测北部原有通向祭坛的台阶通道。

1991年发掘中，在汇观山祭坛顶面的西南部发现并清理了4座良渚文化大墓，共出土器物173件（组），玉器编号104件，单件计超过200件，其中M3、M4属良渚晚期，M1、M2属良渚早期。 

莫角山遗址位于余杭区瓶窑镇大观山村，是一处人工营建的大型土台。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莫角山遗址东南部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确认遗址人工堆土厚达10米。土台呈长方形覆斗状，面积近30万平方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2年至1993年在大莫角山西南部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发掘1110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灰坑8个、积石坑1个、沟埂遗迹1处。另在小莫角山南面抢救性发掘了100平方米，清理灰坑3个，亦发现沙土夯筑面，其上发现成排柱坑。经勘探确认沙土夯筑面（沙土广场）面积达3万平方米。沙土主体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黄褐色或暗褐色的沙质夯土，分不出夯筑小层，破坏严重。下部夯土由沙层和泥层间隔筑成，层数最多达13层，自上而下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泥层层面上发现密集夯窝。

2006年至2017年良渚古城四面城墙发现后，确认莫角山位于古城中心。2010年至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莫角山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和发掘，认识到莫角山应为良渚古城的宫庙区，确认了莫角山上三处台基的范围。共发现35座房屋台基，确认沙土夯筑面（沙土广场）面积达7万平方米。

南宋太庙遗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紫阳山东麓，北临察院前巷，南临太庙巷，西临中山南路。1995年至1998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南宋太庙的东围墙、东门门址和房屋基址、道路遗迹、排水设施等重要建筑遗迹。东围墙已探明长80米（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宽1.7米、残高1.4米至1.5米，墙体用形状规则的条石错缝平砌而成，墙内用石块及黄黏土充填。东门位于围墙中段，由门道、门槛基槽、石柱础等部分组成，门道宽4.8米。房屋基址均建在黄黏土筑成的夯土之上。遗址规模宏大，营造考究，充分展现了明代以前太庙建筑的格局及风貌。

南宋太庙始建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建成于绍兴五年，后经多次扩建与修缮。尽管目前考古发掘尚未揭示太庙全貌，但已从中窥见南宋太庙之规模、气势。太庙遗址的发现为南宋历史、政治、礼仪制度以及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对太庙东围墙较大范围的揭示，为确定太庙的东至提供了直接依据。为保护该遗址，杭州市政府后在此建成南宋太庙遗址公园。

印山越国王陵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兰亭镇里木栅村西南侧。1996年至199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了该墓葬的考古发掘。

墓葬高居一座相对独立的小山之巅，封土呈东西向长方形覆斗状，长72米、宽36米，中心高度9.8米。墓葬外围山脚四周，首次在越地墓葬中发现转角规整的隍壕，每面隍壕的中段有进出陵园的陆路通道，以隍壕为界，整个墓园总面积达8.5万平方米。

高大的封土下，有凿岩形成的平面甲字形岩坑，墓道位于墓坑东端，长54米。

王陵的墓室形式独特，整体为长条形两面坡窝棚式，长34.8米，宽6.7米，高约5.5米。墓室底部用枋木平铺，侧面枋木两两斜撑，顶部再用半圆形木材压护连接，墓室内以横向枋木构建门框、门槛、横梁，下葬后插入木板形成前、中、后室，中室放置具有越地特色的独木棺。王陵采用一套科学缜密的防腐防潮措施，使墓底木结构得以完好保存。

根据《越绝书》《水经注》和历代地方志，结合墓内残存判断，印山王陵正是文献记载中的“木客大冢”，墓主即是勾践之父、越国强盛后的第一代越王允常。

寺龙口窑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上林湖越窑窑址群的古银锭湖片区。1998年、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慈溪市文物管委会办公室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两期主动性考古发掘，清理出较为丰富的遗迹，包括龙窑遗迹1处、作坊遗迹2处、匣钵墙遗迹4处，揭露出丰富的地层堆积，出土各类瓷器、窑具标本5万余件。

考古资料显示，该窑址烧造时间很长，时代为晚唐至南宋早期。该次考古发掘，第一次以明确的地层关系将以寺龙口窑址为代表的越窑窑业发展划分为晚唐、五代、北宋早期、北宋中期、北宋晚期和南宋早期6个阶段，为整体把握唐宋时期越窑产品在胎、釉、装饰风格、装烧工艺等方面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丰富资料；进一步从地层方面纠正了“越窑衰亡于北宋”的传统观点，证实了南宋初年这一地区还烧制过贡瓷，明确了烧造宫廷用瓷的窑炉和“官窑型”瓷器的性质。

南宋临安府治遗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区荷花池头以东。考古中发现一组以厅堂为中心，前有庭院、后有天井、周围有廊房环绕的封闭式建筑群，南北长度达94米。厅堂与西廊房均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并且其台基相连。厅堂存有台基、墁地、砖砌道路及部分砖墙等遗迹，厅堂室内地面残存“变形宝相花”印花方砖墁地，这在临安城考古中属首次发现。西廊房存有台基、部分柱础石和墁地遗迹。天井地面东、南、西三侧均见散水遗迹。建筑南部发现一处石质塔基遗迹。结合这组房屋建筑的布局及《咸淳临安志》关于临安府治的记载，它应是临安府治中轴线上的建筑单元，沿用至元代，曾经多次修葺。

临安府治为南宋京都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该遗址规模宏大，基址的布局、规模、形制、营造等成为复原府署建筑的重要依据。府治遗址的发掘为学界研究古代建筑史，尤其是研究历代衙署官式建筑及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跨湖桥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村。2001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出土骨耜、木铲、石斧、陶釜等千余件器物。彩陶及骨、木器上的刻画装饰引人注目。彩陶上纹样有太阳纹、火焰纹等。骨、木器上发现成组的类似原始“数卦”的刻画符号。

遗址还保存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反映了狩猎与采集经济的内容。发现1000多件稻谷、稻米和谷壳遗存，研究证明稻作农业尚处在原始阶段。同时，还发现经过驯化的狗、猪等骨骼标本。

遗址发现木构建筑、橡子坑等重要遗迹。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独木舟、漆器（弓）、“中药罐”、复杂的篾编和用于陶器慢轮修整的木质轮轴等。

根据年代测定，跨湖桥遗址校正年代的上限略超过距今8000年，下限止于距今7000年，多数数据不晚于距今7500年。由于其文化面貌十分特殊，该类遗存于2004年被命名为跨湖桥文化。

雷峰塔位于杭州市西湖南滨的夕照山，初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前后，系吴越国王钱俶为奉安佛螺髻发而建的佛塔。1924年雷峰塔倾圮。

2000年4月至次年7月，为配合雷峰塔重建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雷峰塔遗址及地宫进行考古发掘，其中在地宫中清理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

地宫位于塔基中心的塔心室下方，保存完好。地宫口以一块方形石板密封，石板上又压以巨石。舍利铁函置于地宫正中，铁函内置有内藏金棺供养佛螺髻发的纯银阿育王塔、鎏金银盒、镂孔鎏金银垫、鎏金银腰带、铜镜、丝织品等供养品。铁函下叠压大量各种铜钱，并夹杂玉钱、玉龟、料珠、玛瑙饰件等物。地宫空隙处堆满了鎏金铜佛像、银腰带、玉观音像、经卷等文物。地宫内壁贴有小佛像、毗沙门天王像及圆形镂孔银饰件。

雷峰塔是首次经过科学发掘的吴越国佛塔地宫。地宫中发掘的文物精品，代表了吴越国金银器、铜器、玉器制作的较高工艺水平，具有重要的艺术和学术研究价值。

老虎洞窑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一条长约700米的狭长溪沟的西端，南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1996年至2001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

窑址大体呈东南—西北走向，中部一条沟壑将窑址分为南、北两部分，清理出不同时代的龙窑、素烧炉、采矿坑、练泥池、釉料缸、辘轳坑、房基等一大批制瓷遗迹，系统完整地展现出一个规模不大的窑址的组织形式和制瓷过程的各个工序。窑址中出土了大量造型规整、釉色莹澈的南宋时期瓷片，目前已经复原出数千件瓷器，不仅有高质量的碗、盘、罐、壶、瓶等生活用器，还有许多器型独特、仿青铜器造型的炉、尊、觚等礼器，对系统研究宋代的制瓷工艺有极高的价值。

根据地望及产品特征，特别是“修内司窑”铭荡箍的发现，证实老虎洞南宋窑址就是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窑，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提供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