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品尝到的第一口沁人心脾的酒是原始的果酒。树上没人采摘的果子落下来堆积在一起，当温度、湿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果子自然发酵，溢出酒。
粮食生产以后，剩余的粮食保存不好，或者多余的饭食遗于容器内，条件符合时自然发酵成为醴酒。正如晋人江统《酒浩》所言：“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
因此，酒是大自然对人类的特殊恩赐。
“有饭不尽，委之空桑”简捷地概括了粮食酒产生的渊源。但是，空桑之内甘醴自出，毕竟不能形成酒业。酒业的形成需要具备3个先决条件：一是人类需掌握基本的酿造技术，先会造曲作糵，如《尚书·说命》所言：“若作酒醴，尔惟曲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二是粮食要有富余，出现了《诗经·豳风》所说的“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的丰收景况，方可能“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三是酿酒需有设备，粮食只有放置在一定体积的容器内，在微生物作用下糖化发酵，才能规模性地生成酒精。因此，除却技术和粮食的因素外，酿酒设备问题不解决，酒业是不可能产生的。
诚然，石器作为生产和生活工具早于陶器甚久，但谁都知道用石器酿酒形成酒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木器虽可成为酿酒之具，但木器的使用和发明又比陶器晚了数千年不止，因此，陶器成为早期先民酿酒设备的不二之选。将粮食存于陶缸、罐、盆、壶等容器中，再和以曲糵，美酒产生了，酒业出现了。
考古证明，在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我国已经有了酿酒技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有人类酿酒的遗痕。科学家在十几个不同的陶器残片上发现了贾湖先民曾经在此地利用水果、稻米、蜂蜡等酿出令原始先民出仙入化的脂液。力证这一结论还有贾湖出土的各类陶器，包括壶、罐、釜、鼎、盆、杯、碗等。尤其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一些颈部或长或短、口部或大或小、肩部或圆或折，身带双系一类的陶壶或陶罐，这类陶器容量较大，有的底尖，有的底圆，还有的带三足，这些器具如作日常食器或水器似乎都不太方便，极可能是酿酒、贮酒之器。
酿酒和贮酒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无陶不可酿酒，无陶无处贮酒。贮酒的意义不是简单地保护和存放，更重要的是为了市场贸易创造条件，酒若不贮存在固定容器内就无法转移到市场进行互市贸易，没有互市贸易也就没有酒业的繁荣和持续发展。
▲ 裴李岗文化红陶壶
裴李岗文化及晚于此期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长颈、折肩、小口、双系而体大的各类壶形器，这类壶形器的主要用途应是贮酒器，并且是专于运输和市场交换的贮酒器。这些贮酒器的基本使用原理是：壶体大小正合一人或双人搬动，壶底略尖便于在凸凹不平的地面上置放，壶身置双系以及壶腹或壶肩大幅外侈是为绕绳以固，壶颈略长而壶口较小利于锁封防止酒液外溢。构思设计之巧妙，足以令今人刮目相看。
▲ 仰韶文化陶鹰尊
▲ 龙山文化白陶鬶
和贮酒器相配而生的是盛酒器。至仰韶文化中晚期，虽然盆、罐、钵、盂仍是盛酒的重要器皿，但也出现了各类异型的盛酒器具。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船形彩陶壶，器作优美的船形，上开小口，船体前后附着双系，船身彩绘渔网，形态十分可人，虽可作水器使用，但界定为盛酒之器更为恰切。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那件陶鹰尊，造型精确，体态雄强，艺术上高度浓缩和概括，从器型特征判断，这件陶鹰尊，除盛酒之外，恐怕难以找出其他更为妥帖的实际用途。至龙山文化中晚期，出现了陶质三足的酒器斝、体积较大高腹阔肩带盖的罍，斝虽然为祭祀温酒而造，但这一器型和罍连同饮酒之器的爵、觚，注酒之器的盉等后来被青铜器继承，延续了2000多年。
早期的饮酒器和食器、饮水器不会有截然的分野。食器或水器中的盆、钵、罐、碗、盂、杯等都是饮酒器的组成部分。自仰韶文化晚期，饮酒器的种类更加多样了。高足罐、彩陶双大耳罐、高足杯、直壁杯、斜壁杯、束腰杯、高足豆、束腰觚、三足爵、筒形瓶等各尽姿态，十分俏然。
将盛酒器与饮酒器勾连起来的是挹酒器和注酒器。挹酒器是将盛于盆、罐、缸中的酒舀起倾入注酒器或者直接倾入饮酒器中备饮的器具。出土的早期专于挹酒的器具虽然不多，但稀见的一些挹酒器已足以说明问题。甘肃省博物馆所藏马家窑文化彩陶条纹勺，既是挹水之器，更是挹酒之物。此外，马厂类型之彩陶三角折带纹弯柄罐也应该是挹酒器的一种。当然，此期用于挹酒之物还应包括碗、小罐、浅杯、小盆等。
注酒器自马家窑文化发端，良渚文化出现长颈壶、带流壶、盉、鬶等，器型优雅、唯美。大汶口文化除了有绳纹鋬三足白陶鬶外，还有陶塑狗形鬶。与大汶口文化相关联的龙山文化的陶鬶，造型简约，鬶流长举，宛如引颈长鸣的鸮鸟，从另一个侧面举证了原始先民制造陶质注酒器的能力和水平。陶质注酒器至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今无法超越。
陶器的发生发展催生了酒业，而酒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陶器的繁荣。在原始先民创造的各种陶器中，以酒器为最。一是类别最多，如按用途分类，包括酿酒器、贮酒器、盛酒器、挹酒器、注酒器、饮酒器。二是造型最复杂、最多样。有几何形、兽形、鸟形、人形等。三是艺术创作最为新奇、美妙。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漏斗形滤酒器，证明5000多年前良渚人已掌握了滤酒技术。红山文化出土的鸮形陶酒壶，以鸮鸟大张的嘴角为壶流，形态生动而不失实用价值，可谓巧夺天工。龙山文化之黒陶罍造型大气稳健，美不胜收。陶寺文化之折腹彩陶壶，造型、绘画浑然一体，天衣无缝。
美奂美仑的原始陶质酒器，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创作成果，但是正如人民创造美酒却无法享用美酒一样，劳动人民不是那些原始的高级的陶质酒器的拥有者。
当酒业产生后，美酒连同贮存美酒的工具很快被原始贵族占有。先是作为统治者的巫师占有美酒以作降神之用；再是统治者以酒及盛酒、饮酒之具作祭祀之物；再后来，礼制形成，酒及酒器完全成了各类礼仪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统治者痴于酒道之时，酒业繁荣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激情升腾了，酒器发达了。
自仰韶文化那件陶鹰尊开始，我们清楚地看到，原始社会中晚期，酒及酒器就开始用于祭礼活动了。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了成组的陶质酒祭器。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大量的陶质酒器也是祭器的范畴。当然最具代表性的是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这些黑陶礼器是酒业繁荣的明证，也是原始社会晚期酒及酒器礼制化的明证。
夏商以后，艺术家和工艺师们在原始陶器的蓝本上细绘青铜图范，青铜酒器大行其道，青铜时代来临。然而陶质酒器并没有绝迹，夏代的印纹硬陶、商周的原始青瓷仍在续写着中国古代陶器的华章。这华章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造型艺术的渊源，美术创作的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