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农民画以其明快的色彩、饱满的画面、真挚的情感、夸张的造型等特色，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和乡土记忆。“好看”“开心”“自己也会笑出来”——农民画家用自己朴素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于美的追求。“随心走，选有趣的画”“土气十足却有相当的艺术魅力”——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王朝闻曾如此评价农民画。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大批反映新农村题材的美术作品受到关注。与此同时，以新时代农民和基层创作者为主创群体的农民画作品也更多进入人们的视野。农民画如何生动反映新时代农村生活，农民面貌？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农民画还需要在哪些层面提升，同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画家、民间美术学者廖开明介绍，改革开放后，农民画除旧布新，大胆改革，在辅导者的帮扶下，农民画家们走访民间老艺人，努力汲取当地丰富的民间美术资源，并积极将自身的民间美术素养和才艺转换运用到表现新生活的绘画上。

“农民画发展最终还是要在民间美术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这个觉醒是农民画的重要转折，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农民画家们汲取了剪纸、皮影、刺绣、染织、年画、陶瓷、雕刻、玩具等传统民间美术的精华而创新。创作实践中摸索积累，融合新机，掌握要领，熟悉内在奥妙及精髓，将母体语言的内在神韵、造型法则、形式规律及装饰意味等巧妙地转换运用到画中，创造出崭新的现代民间绘画样式。”廖开明认为，从题材内容而言，农民画是画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是当事人的画，画中细节真实、丰富、生动。而农民画在中国画坛，还有个最出众之处，即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画家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民族生活风情文化的画作。他们的作品带着绮丽的地方风光、多彩的民族风俗、悠久的文化传统、缤纷的生活情景，洋溢着爱家乡、爱中华的热情，激荡着民族和睦团结的亲情，汇成农民画的洋洋大观。它最会讲中国故事，而且真实、生动、感人，因而这种画从内容到形式最具中国味。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它已成为代表国家的一张文化名片。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认为，农民画以村落文化为母体，民间美术为造型基础，是民族民间美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画种，农民画融合了农耕生活文化、民间传统艺术和鲜明的时代主题。自上世纪50年代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以来，农民画经历了一个从主题宣传、现实创作、乡土回归到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时至今日，农民画的概念已经从以画家群体的定义方式逐渐转向以绘画风格来定义。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农民画创作者们进一步认识到农民画承载乡愁、体现发展中的乡村文明风貌的重要价值。这不仅激发了农民画家们的创作热情和文化使命感，也使得农民画创作呈现出新的气象。

在乡村振兴这一宏伟的征程里，农民画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民画家们最擅敏锐地发现新事物，通过表现新生活反映时代精神。他们提倡新风尚，表彰好人好事，赞美绿色环保生活，崇尚生态文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乡风文明的热心建设者。据了解，全国有农民画乡近百个，拥有数千名画家，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朝气蓬勃、充满创造活力的美术劲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建设、普及民族审美生力军作用。

新时代，农民画的创作视野日益广阔。一些农民画展览从“乡镇新风”“渔家乐”等百姓日常生活视角切入，还有一些农民画展览围绕反腐倡廉、人口普查工作等专题展开，这些展览从各个角度反映出新农村建设成果。202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等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农民画作品展参展作品中，有的关注快递进村、全民健身、直播带货等新生活方式；有的聚焦绿水青山、新房新路、生态农庄等美丽乡村变化；有的描绘高铁建设、电网架设、科技农业等新发展成就，即便是反映传统节庆、民俗活动的农民画作品，也出现不少新变化。浙江画院一级美术师池沙鸿认为，随着农民画创作题材不断丰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更应成为农民画的创作旨要。只有当农民画创作者的创作意识自然地浸润于生活时，才能激发其创作灵感，留住农民画的地域之美、个性之美、艺术之美。

农民画有着广泛的基础和传统，同时其独特的艺术语言也在基层群众中喜闻乐见。然而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农民画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面对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包括乡土生活变迁带来创作内容、创作体验以及情感的改变，部分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后创作环境、创作视野等发生的改变，还有艺术市场对创作的形式、题材和作品的样式等产生的影响，农民画一度遭遇发展的瓶颈。潘鲁生认为：坚定文化自信，守住民间特色，关注变化发展的生活，成为新时期农民画发展的一个关键。“我们既要认识到由于传统民间文艺得以孕育生长的文化土壤以及相关联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发生改变，包括作为传承主体的民间艺人也在经历城镇化和都市化洗礼，传统民间文艺所面临的变革是一种必然；同时也要深化文化的认同和共识，确立坚守也是一种发展的理念。”他表示。

如今，农民画作者队伍的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农民这一概念已经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他们已经不再是单一地耕田农作，而是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地处乡村、城镇、社区的“画乡”，纯农民作者锐减，很多不是农民的人也加入到农民画创作队伍里。

对于创作主体的构成变化，文化馆一线的工作者们深有感触。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文化馆副馆长杨海萍说：“据秀洲区近年来的统计，区农民画创作群体中美术教师占58%，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占15%，企业务工人员占15%，纯农民占8%，其他（自由职业、私营业主）占4%。近几年，秀洲区有意识地下村、社区挖掘，纯农民占比也不到20%。因为约定俗成，我们还是在多种场合延续使用“农民画”一词，对业内来说，或许不成为问题，但是对参与活动的普通大众，确实会产生不小的困惑。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创作队伍新鲜血液的注入。因此，普及‘农民画’不等同于‘农民画的画’的观念，这也是我们文化馆人需要不遗余力去宣传、引导的重要工作之一。”

“随着全国农民画创作队伍逐渐壮大，一批经过院校训练的创作者积极投身创作，为农民画注入新活力，但也出现了图案化、抄袭拼凑等问题。农民画贵在表达自由率真的原生态艺术天性。应当引导专业美术院校出身的创作者，向优秀农民画创作者学习，深入了解民间艺术，激发创造力。” 池沙鸿说。

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郑土有看来，当下中国农民画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但发展不均衡。“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下，农民画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仍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地方政府、组织推动者、市场发育成熟程度等都是农民画发展态势参差不齐的影响因素。此外，中国农民画的创作模式和作品风格日趋多样化。当前农民画存在政府主导模式、民间模式、政府与民间共同作用三种主要创作模式。农民画创作在借鉴地方传统民间美术元素方面更为自觉，呈现出风格多样的特点。此外，农民画还存在市场与产业化程度差异大的显著问题，这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农民画市场是否成熟；二是画乡和画家的知名度与认可度；三是旅游业是否发达。”他表示。

郑土有认为，如今乡村振兴面临的两大难题是人气不足和缺乏产业支撑，用“外力”将城镇模式套用到乡村是不符合乡村实际发展情况的，农民画或许对解决这一难题可产生积极作用。一是要发挥农民画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农民画作为乡村本土艺术的现代发展，能够为村民所接受，同时能激发部分村民的艺术潜能，丰富其文化生活，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豪感，从精神情感方面留住村民。二是要发挥农民画的经济功能，农民画具备形成文化产业的条件，搭乘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东风，农民画能够给村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从物质方面留住村民。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带有淳朴民风的乡村画作引起了众多都市收藏爱好者和不少海外藏家及艺术机构的兴趣，一些农民画甚至漂洋过海成为当地出口创汇的一个新路径。不少地方政府更是下大力气，为农民画家开办工作室，请专业美术教师指导创作，建设农民绘画专业展示场所等，努力将农民画打造成一张特色鲜明的当地文化名片。如山东潍坊青州借助“互联网+农民画”模式，青州市实体店、网店两手抓，开辟农民画网店、微店，利用网络向更广阔的客户群宣传、销售青州农民画艺术产品。

“农民画是画乡可观的原创性文化资源。无论是在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中的用途都很宽广。农民画还可有多种衍生品，可形成文化产业，建议将其融入目前发展态势强劲的动漫产业中，和动漫专家合作，将会开辟一片广阔的新天地。不仅收益可期，而且对于培育全民健康的、现代的审美观至关重要。”廖开明表示。

如何保护农民画的知识产权？杨海萍从实际工作中提出了法律角度的反思：民间艺术具有集体性、区域性、延续性的特点，一般而言很难明确最初的创作者或设计者，而是在特定的区域内由全体成员世代相传，共同使用。民间艺术作品在受保护范围、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及受保护程序、著作权行使原则等方面还有很多棘手难题。另外，如农民画是否该列入非遗的范畴，农民画的叫法是否替换为现代民间绘画等，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天津市北辰区文化馆美术部主任何小宝认为，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只有不断地调整文化发展理念，把现代民间绘画的发展作为区域特色文化品牌来抓，在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培育、精品创作、对外交流上不断地给予支持和推进，方能得到持续发展。在加强现代民间绘画骨干的辅导、培养的同时，开展各种各样的现代民间绘画活动，扩大知名度，在当地引起广泛的重视和关注，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民间艺术爱好者投身到现代民间绘画的创作过程中来。此外，将现代民间绘画引进课堂，不但可以为现代民间绘画的传承和发展开辟广袤空间，激发学生对现代民间绘画的审美兴趣，还可以为现代民间绘画作者队伍培养后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