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色题材的创作，我认为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精神，然后进一步理解、诠释。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古代故事讲给现代人听，把革命故事讲给年轻人听，把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我的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我聆听过他讲的革命故事。我的“80后”女儿也见过我父亲，也许也零零星星地听过祖父辈的故事。可是我女儿的学生辈，尤其是“00后”的年轻人，基本上没有可能直接接触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一辈了。没有亲历、没有接触，许多红色的故事在他们听来就很陌生，会生出疑问。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就要向今天的年轻人讲清楚，让他们相信。

近年国家重大事件不断，如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呼唤着和这个时代相匹配的文艺作品的出现。如果能把个人的感悟、责任、理想融入当中，我觉得也是对个人创作的一种成全、一个机遇。近期，有两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和《山海情》，一个是以独特的视角对历史的表现，一个是以独特的视角对现实的再现。如果早几年，这样的作品可能拍不出来，也不会这样拍。在重大时间节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为个性化、富有时代质感的创作提供了机遇。对我，也是如此。

从业以来的近40年，我的主要创作是历史剧。真正开始创作红色题材是从2018年为上海歌舞团创作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开始的。

第一次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时，我刚从苏北小城迁居上海。影片中闪烁着的上海都市华彩与弥漫着的底层市井气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18年，《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首映整整一个甲子，上海歌舞团邀请我创作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本，这与我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整整相距了30年。

回看影片，当年的感动与新奇多少有些褪色。重看这部创作于60年前的作品，平心而论，会看出当时简单化、概念化的痕迹：凡正面人物都是完美的，凡站在正面人物对立面的都是坏人。同时，对于影片中所表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也感到不够典型和不够入味。

随着对经典电影的不断回看和对历史资料的深入研读，最终，一组对比数字触动了我：故事原型人物李白是在1937年10月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来到上海潜伏的，他牺牲的时间是1949年5月7日，距离上海解放只剩20天，牺牲时李白年仅39岁。我联想到自己的一段经历——我曾创作一个剧本，构思了6场戏，写到第五场时电脑故障，文稿丢失，当时的巨大遗憾至今记忆犹新。我想，我不过丢失了半部写了十来天的剧稿，而李白则是潜伏了12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离他所追求的理想实现仅剩20天，看见曙光时却永别人世，令人扼腕痛惜。

李白被捕前最后发出的电报内容是国民党的长江江防部署，这对于渡江战役解放上海至关重要。上海城市的旧貌新颜，今天我们所行走着的上海城市的角角落落，都与他的付出和牺牲有着莫大关联，但他却不能与我们分享、跟我们同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早晨起床，拉开窗帘，阳光射进卧房，悠然于窗下沏一壶茶、冲一杯咖啡……这些，对李白和他的许多战友来说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时常问自己，前仆后继的先烈们，他们的牺牲为着什么？他们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动力源自何处？我想最具体的动力就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下一代更好地生活，过上如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描绘的那种美好的现代生活。这就是理想和境界，就是普通人的情感与人性。无论是“60后”“70后”还是“80后”“90后”“00后”，都要有一颗平常心、同理心与同情心，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为下一代而做出牺牲的李侠与兰芬，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李侠与兰芬奋斗人生中孕育的那个婴儿。李侠与兰芬就是我们共同的父辈、祖辈和师长，我们今天的生活越是幸福越是有希望，就愈发能够理解并感谢他们的付出和牺牲。这是信仰的理由，也是信仰的传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淮剧团的都市新淮剧《寒梅》的演出吸引了很多单位组团观摩，他们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主动留下与剧组互动交流，气氛热烈。

《寒梅》的创作是我对戏曲红色革命题材类型的尝试和探索，是我努力对戏曲中已趋固化的革命书写方式进行破题，重新思考这类题材中的革命、英雄、信仰的表达方式。

我曾经是一名淮剧演员，20岁起在江苏淮阴淮剧团当演员，也学着写剧本。团里见我有编剧爱好，在1983年我27岁那年让我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戏曲编剧。1987年，我作为特殊人才被破格引进到上海，开始了职业剧作家的生涯。来到上海，先是进上海越剧院，后又调到上海淮剧团，1999年才落定在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

上海这片艺术沃土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在越剧院，我写了一批作品，包括《真假驸马》《西施归越》《风云秦淮》《人比黄花瘦》等较有影响的剧本。去上海淮剧团，是因为当时的淮剧团面临着生存危机。在上海市区，已经很少有观众买票看淮剧了，只能靠回淮剧的“娘家”苏北演出，但是去多了，苏北市场也饱和了。面临这种情况，淮剧要么偃旗息鼓，要么突围创新。创新，首先要有提供创新可能的淮剧剧本。当时的上海淮剧团团长决心引进我这个熟悉淮剧又在上海发展势头强劲的青年编剧。我从上海越剧院调入上海淮剧团，正是从改编淮剧经典剧目《党的女儿》开始的。

《党的女儿》是上海淮剧团1958年创排的作品。当时同名电影还没上映，上海淮剧团就根据王愿坚的小说《党费》和已发表的电影剧本《党的女儿》改编演出了淮剧。淮剧《党的女儿》的原改编作者是我在苏北时就曾来上海拜访过的老师顾鲁竹。他是上海淮剧团的名编剧，让我改编顾老师的作品，也是他本人的建议。他鼓励我不要受他的原作影响，放开手脚写，按照年轻人想写的样子写，写好写歹他都支持。我脱胎于1958年版淮剧《党的女儿》的新版《寒梅》，1991年演出之时，曾在上海引起轰动。很多知情人说，《寒梅》为都市新淮剧做了理念与人才的准备。

在这部剧中，我的最大变化是把剧中女共产党员与党的叛徒设定为夫妻关系，而且，寒梅当时正怀着孩子。一边是革命信念，一边是个人情感，让矛盾更加尖锐；寒梅的纠结与抉择，更加牵动每位普通观众的心。1991年上演的淮剧《寒梅》我称之为2.0版，30年后的今天，淮剧团又一次重排的《寒梅》我称之为3.0版。3.0版的主创、主演正是2.0版那代人的学生，又一代的年轻人。从1958年的筱文艳到1991年的施燕萍，再到2021年的邢娜，三代淮剧当家花旦的接力传递，成全了迭代的同一出戏。三代人所作的努力，就是让上海淮剧更加符合当代审美，以契合人性的表达感动每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