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和他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走过90年的今天,回望新兴木刻运动的历史,重识版画的艺术精神有着别样的意义。90年前的鲁迅为何要倡导和支持新兴版画艺术?新兴木刻运动以来的艺术主张,在今天有何意义,对当下的艺术问题有何启示?曾经的版画艺术是一种最为普及的艺术形态,在今天却有些“熟悉而陌生”,版画艺术如何确立与新的时代的关系,如何走近人民,走进生活?
▲ 李焕民1963年创作的版画《初踏黄金路》局部
▲ 春风春水江南(版画) 47×59.5厘米 1980年 黄丕谟 深圳观澜美术馆馆藏
广义的版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指出:“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
《觉醒年代》中版画插图创作者、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张耀来表示:“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倡导的新版画思想,就是用引进西方的版画艺术形式,使其成为唤起民众、拯救民族,向旧社会、旧势力、旧思想宣战的武器。”而这一形式也契合了《觉醒年代》的创作基调,深沉厚重的历史感下是大众思想的觉醒和人民力量的勃发。这种思想的斗争性与绘画美学的文化碰撞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精神感召力,达到了写意与写实的平衡。
鲁迅选择版画艺术作为启蒙大众的艺术,有着深刻的见识。著名版画家王琦之子王炜已年近八旬,至今不辍这种刻刀的艺术。他认为,鲁迅倡导中国新兴版画的初衷是试图用美育的启蒙,用艺术去感染大众的灵魂,促使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他怀着革命的情怀,期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盼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成为一个自信、自强的伟大民族。“没有鲁迅对版画的倡导和培育,中国版画复兴之梦也许永远在黑暗中摸索。”王炜说。
1931 年,鲁迅在为“一八艺社”木刻团体展览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澈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唯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他在《无名木刻集》序言中又称赞“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同年8月,鲁迅为13名木刻青年举办了中国版画史上第一个“木刻讲习会”。他不仅请日本教师内山嘉吉授课,还担任翻译,并亲自向学员讲授版画创作理论和实践的课程,其中包括日本版画、英国版画和德国版画,并重点介绍了他收藏的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恵支的《农民战争》。参与讲习会的13名学员中就有后来成为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一的江丰,这次授课拉开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序幕,全国的版画团体由此风起云涌……“中国新兴版画的先驱们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他们遵循鲁迅的教诲和指明的方向,用自己的刀笔刻下了时代深深的印。”王炜在《向中国新兴版画致敬》一文中写道。
▲ 减租会(版画) 14×20厘米 1943年 古元
尽管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未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新兴版画运动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学术高度,确立了革命性和审美原则。一方面,新兴版画运动成为传播新思想和审美意识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和革命运动的紧密结合也让新兴版画这种艺术形式得到快速发展。
“抗战版画”成为中国新兴版画史上辉煌的一页,作为一种“武器”,抗战木刻的作品张贴在大江南北,城镇乡村的墙壁上随处可见。民盟先驱李公朴曾称赞:“你们的每一把钢刀,每一块木板,都意味着坚强!”1946年在上海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抗战八年木刻展”,郭沫若题词:“中国像是一块坚硬的木板,要靠大家从这里刻出大众的苦闷、沉沦、悲愤、斗争,由黑暗中得到光明。看见八年来的木刻,令人增加了勇气和慰藉,中国人究竟是有前途的,人民终必得到解放,把大家的刻刀对着列强的木板!”
“抗战木刻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中一个夺目耀眼的闪光点,它不仅仅是作为武器参加了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抗战木刻的经典,把中国版画的民族化、大众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版画的中国化、现代化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时期以力群、彦涵、古元为代表的‘延安学派’和以李桦、新波、王琦为代表的‘大后方学派’初步形成,这两个地域性版画学派都以革命的现实生活为基础,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指导,在形式上以民族化、个性化为探索目标,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炜说。
正如版画史论家李允经所论:“将原本为‘异域型’‘国际型’版画,转型为‘本土型’‘民族型’的木刻,是延安画派的不朽的贡献。”版画家廖开明认为:“中国新兴版画辉煌历程里,延安版画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特别是找到了如何服务的门径。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农村,掀起了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新秧歌、新民歌蓬勃兴起,以木刻形式的新年画也应运而生,木刻家画风焕然一新。古元开始以西画素描木刻,人物刻光影明暗面,农民看不懂,认为是脸上长了毛。他改了,吸收借鉴民间剪纸、年画单线造型,画面清朗了,创作了《窗花木刻》《减租会》等经典作品。延安版画每个作者虽有个人风格,但同时形成了共同特点:‘新的主题思想和鲜明清朗的画面;新的劳动人民的形象和新的民族形式’。成为彪炳革命美术史册的‘延安画派’。”
四川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黄宗贤认为,以版画为代表的延安美术,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理念,延安版画因为熨帖时代需求,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因而塑造了新中国美术的基本范式。
2019年10月,中国美术馆曾以“延安·初心”为主题在延安鲁艺旧址举办典藏活化系列展和研讨会,一个重要主题便聚焦于延安版画、延安精神。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看来,今天观看延安版画,回顾延安时期艺术家们的创作,从中能够深切感受到一种中国精神,一种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有筋骨’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是一种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而奋斗的情怀,而‘有温度’则表现为对社会的情感,对人民的情感,对党的情感。”
“新中国成立以来,延安版画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发扬光大。版画创作繁荣兴旺,全国各地版画创作群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以黑白版画著称的四川版画、有以水印木刻见长的江苏版画、有以油印套色木刻多彩的北大荒版画、有技艺精湛的北京版画等。这里诞生了许多深受人民喜爱经典画作,仍然具有本土型、民族型鲜明特征。”廖开明认为,延安版画传统在新中国美术发展中发挥着先锋作用,一脉传承,发挥了爱国魂魄的熔铸、革命情操的陶冶、民族审美的培育、创新智慧的启迪的重要作用。“但是新兴版画以来的几十年,版画的发展并非风平浪静,一帆风顺。改革开放以来美术发展道路更为宽广,同时,大量西方文化涌入,难免鱼龙混杂,有些版画家不识良莠,盲从西方,偏离革命传统,脱离群众,一味追求表现自我,炫弄单纯技艺,怪诞离奇,孤芳自赏。这样使得曾最受民众热爱,最普及的版画一度门可罗雀,冷清了。”
▲ 重庆綦江李成芝农民版画作品《斑马线》
其实,延安版画传统早已深入民心,包括工人版画、农民版画的发展都在民间活跃着。“我常下乡,了解农民版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各地农民画乡繁荣兴旺,以农民版画为主的画乡,在辽宁桓仁,重庆綦江,云南马关,上海松江、宝山,福建松溪,浙江秀洲,江苏启东等地都十分活跃。这些农民版画依然保持了本土型、民族型的特点,更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廖开明说,“很多真正反映老百姓真实生活、表达向上精神、充满活力的版画,老百姓能不喜欢吗?我想到古元生前曾亲口跟我讲,‘我们的版画创作要时刻不忘是要给绝大多数的人民看的,为他们服务的。’记住这些,版画就能走近人民,走进生活。新时代版画家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很有必要认真学习延安版画精神,思想上有更深入的认识,行动上真正走进人民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
鲁迅早早便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这不只是新兴木刻运动以来的精神遗产,也是对艺术何以攀登高峰这个命题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