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道家传：绘画中的家族传承

一部中国近代美术史，其中半部当属中国美术教育史，而这部教育史中最重要的基因是徐悲鸿赋予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美术史“近现代”的开端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新式美术教育在西学东渐浪潮中的引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徐悲鸿本人除了创作和策展、办展外，在推行美术教育上的能量与影响力也极为惊人，并且他“一意孤行”力倡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新中国美术与美术教育的宗旨与方向。

“所以一个完整的徐悲鸿，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他对学生、朋友、家人子女以及所有精神后裔的影响，而且他的影响还不仅仅在于将学生及子女培养成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的许多学生与再传弟子都成为很好的老师，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徐悲鸿的精神谱系必然包括一部百年树人的精神史，所以此次展览试图通过徐氏家族与其他5个家族的艺术来展示徐悲鸿的精神谱系。”展览学术主持徐骥表示，为了更好地诠释这一精神谱系的内涵，此次展览还专设了“祖容像”展区，将诸多明清时期珍贵的“祖容像”画作一并展出，就是为了呈现“家国一体”的概念，也正是在这个概念之下，人们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6个家族从“小家”到“大家”的升华，从“保家”到“卫国”的升华。

李苦禅虽为齐白石的大弟子，但自从1918年在北大“画法研究会”结识了徐悲鸿后，其一生都深受徐悲鸿革新中国画思想的影响。其子李燕说：“这肯定不是因为苦禅先生曾受此启蒙这么简单，更重要的还是他对悲鸿先生艺术必须关切现实的理念的认同。”无论是抗战时期英雄相惜的爱护，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将勇于求真求变的齐派风格引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两人对现实的关切都俱为身体力行。

李苦禅一生命途多舛，而对作画矢志不渝，从他创作的鹰即可见其桀骜刚强的个性，而这种刚强正是徐悲鸿所激赏的，因为徐悲鸿所致力的就是扶持有变革精神的艺术家和刚强大气的风格，以拯救旧式文人画的文弱甚至是无病呻吟。李苦禅于写意中寄托的这种“修辞”式的风格也为其子李燕所承继，在李燕的画中不难看到他志在动物眼睛的人格化上下功夫，有画名《万户猴》并刻同名印章以“自封”，这是一种略带自嘲式的幽默。他的夫人和女儿笔下的鹰和鸡同样继承了这种人格化的眼神刻画，在与这样的眼神对视中，观者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风骨、一种对现实的讽喻。

1942年10月，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举办“全国木刻展览会”，徐悲鸿观展后在《全国木刻展》一文品评诸木刻家时称“王琦之后方建设，皆是精品”。自此，作为“新兴木刻”重要成员的王琦与徐悲鸿结下不解之缘。而在策展人赵兴看来，真正将徐悲鸿与王琦联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坚定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以及勤恳的美术理论研究和美术教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美院开设版画系与美术史系，一直是徐悲鸿心之所系。遗憾的是这两个系在徐悲鸿辞世之日都未能实现。而王琦从1952年调任于此，恰恰就是为了参与建设这两个系，此后1954版画系成立，1957年美术史系成立，王琦都是筹建的重要参与者，并任美术史系副主任，与美院的先生们一道完成了徐悲鸿的未竟之愿。王琦的两个儿子王仲、王炜以及女儿王萌也都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并都是优秀的版画家。王琦家族三代都身体力行地将徐悲鸿的艺术精神和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1946年，出身孤寒的韦江凡历尽艰险赴北平报考徐悲鸿主持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被破格录取，此后因成绩优异而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从此，勤勤恳恳，毕生忘我于教学。

绘画方面，韦江凡可谓是传承了徐悲鸿的“画马”衣钵，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开拓创新。徐悲鸿的马勾勒严谨，笔笔到位，墨线宽窄变化较少，重在表达马的真实形态；而韦江凡作马常以草书入画，将马的写意笔触和徐悲鸿所强调的写生、素描结合起来，大写意中略带“构成”感，更重视表达马的神态。韦江凡还善治印，其中“六十始悟艺”“七十知不足”二印最为有名。事实上，韦江凡在从教生涯中，于油画、水彩画、版画、壁画、书法皆有佳作，如此离休后方敢称“悟艺”。

可以说，韦江凡对徐悲鸿的感恩与推崇之情，全在以毕生之力对先师为师与为艺的心追手摹的不言之中。韦江凡的伴侣时玉梅教授亦是出自李苦禅门下，二人之女韦红燕后来也成为美术学院教授，为人为教亦朴实勤勉如其父。韦江凡一家的际遇和选择让人们看到悲鸿生命中师道尊严的红烛熠熠生辉。

杨先让在徐悲鸿生命的最后5年受过亲炙，算是徐悲鸿的第三、四代学生。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许多方面都闪耀着其才智和品格。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他是作为版画家的杨先让——六七十年代他放下最擅长的油画，甫一自学版画便暴得大名。上世纪80年代后，转而研究整理中国民间美术的杨先让，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建了国内第一个民间美术系，并完成了著名的“黄河十四走”。90年代，他是积极为先师徐悲鸿著书立传的杨先让，完成了《徐悲鸿》一书的出版，通过梳理徐悲鸿的收藏和人生经历、思想理念，以期让世人重新认识徐悲鸿。杨先让还与妻子——油画家张平良，将承载着民族感情的画作在海外进行传播，推进中美民间的文化交流。

赵兴认为，杨先让的成就源于他对国家与艺术的责任感，还有对徐悲鸿的感恩之心，同时也源于他能够纵观海内外，比别人有更宏大的眼光，能够从世界看中国，并能从民间文化看待精英文化。杨先让的后代也都承袭了父亲的教诲，成长为优秀的艺术家，善于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思考中国艺术的出路。在杨先让的艺术家族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们跨文化的眼光与胸怀及其对“悲鸿生命”的代际传承。

颜新元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是杨先让的学生，可以说，是徐悲鸿的再传弟子。他在民间美术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成就颇丰，而他以民间美术的资源进行现代水墨的创作，并自创现代书法——“画字”，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某种意义上，颜新元的艺术隐喻着民间美术在当下获得新的生命的必由之路——与现代艺术的融合。

因而，颜新元的家庭也构成了本次展览精神谱系的最后一环——他和他的家庭的艺术活动虽然立足于民间美术，指向的却是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乃至中国艺术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和传统的“子承父业”式的家庭不同，颜家每个人的艺术选择都不一样，颜新元从事民俗研究与民间古物收藏，创作的却是现代水墨；儿子的专业是设计，而创作却是基于综合材料的实验艺术，作品中有很强的批判性与观念性；儿媳专业是摄影，却又在从事职业艺术策展人的工作；女儿选择做绘本；夫人和女婿则以最朴素、原始、乡土的方式画油画。这样一个兴趣广泛又包罗万象的“艺术之家”仿佛就是现代“艺术世界”的缩影，它表征着现代性在当代艺术中的诸种面孔——多元、跨界、多媒体、实验性、模糊与生活的边界、介入社会、人人都是艺术家。

如果将悲鸿精神分为三个维度：家国情怀、艺术教育、艺术变革，那么，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其精神谱系的影响时，徐悲鸿对后世的影响具体是什么？是写实的技法，是家国情怀，还是革新精神？此次“艺道家传”展览所呈现出的6个家族、4代艺术家的艺术脉络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传承各有面向，却都同归于家国情怀。这些作品见证着家国的变迁，陈述着新时代的富庶与多元，朴素的笔触映照出当代绘画的多维风貌与创新品格。让我们跨越时间维度，感受这美好、悠长的人间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