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创理念与乡村振兴

在脱贫攻坚的任务完成后，当代中国许多乡村发展中有两个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空心化”的社会结构，乡村中的青壮劳力到城市打工，尽管村民不再挨饿，但村里缺乏人才储备、文化建设；另一个是“输血型”的经济模式，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和机制有待建立，乡村产业体系与能力没有形成。

乡村要振兴要发展，要看到问题，更要找到乡村自身的有利条件。乡村固有的资源中有两个优势非常明显：一个是生态优势，另一个是文化优势。生态与文化，这两者在乡村有着天然的、历史的存在，又因为乡村发展慢而得以保留。

乡村天然地与自然、与山水草木结合在一起，这是其与生俱来的依托。在当代，生态日益成为乡村极具吸引力的发展要素，满眼绿水青山的田园气息可以吸引各方贤达。

文化成为乡村发展另一个极具生命力却常常被忽视的要素。1961年，钱穆在香港演讲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其中谈到“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言甚有道理，尤其“植根”二字值得细品。中国文化的源起就是农耕活动，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也是农耕气质，虽然在西方文化和市场大潮冲击下，中国农村发展落后了，但农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是深隐而扎实的。在各地的许多村庄，可以看到大量家族宗祠，中国传统宗祠文化就深深扎根在乡村中。同样，每年春节期间，当城市越来越感觉没有“年味”的时候，乡村的各种民俗活动成为国人向往的春节状态，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就深深地扎根在乡村中。

中国乡村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功能需要被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的文化积淀虽被深埋却存在，虽无花果却有根。在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代，在文化赋能各个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乡村无疑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在浮梁的乡村，可以看到千年的御窑瓷，可以看到白居易诗中的茶，还可以看到科举传统中的状元进士，如此种种，都成为极具生命力的乡村发展要素。

在当代乡村振兴中，要找到新要素把当代乡村中的生态与文化激活，靠的就是文化创意。由此，逐渐形成了乡创理念：以文化创意为引擎，带动各种现代发展要素进入乡村，推动乡村实现整体性的创新发展。

理解乡创理念，要坚持几个原则。其一，带动性原则。文化创意是乡村振兴的带动要素，不是唯一要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要素，但是关键要素，是乡村振兴的新支点。其二，融入性原则。乡创实践过程不是对乡村生态与生活的技术统治、资本统治，更不能把乡村作为城市精英的“后花园”，而是以文化、创意乃至情感焕发乡村生态与生活的魅力。在乡创实践中，乡村文脉挖掘很重要。比如，在浮梁的沧溪村可以看到朱熹之友、理学家朱宏的活动，那么，喜欢理学的当代人士就会来这个村子研究。又如，在浮梁的严台村可以看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友严子陵，那么，喜欢隐士文化的人就会到此地探访。融入性原则强调的是发挥乡村自身在全面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从乡村内生资源来找寻外部资源。其三，整体性原则。乡创发展目标不是“去乡村”，而是“新乡村”，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乡村太多，而是乡村不够好。乡创就是要以全新的观念、全社会的力量、全身心的投入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推动乡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魅力。

中国新乡村的建设目标应该是“更中国、更田园、更人文”，“更中国”是从历史维度看乡村发展，“更田园”是从自然维度看乡村发展，“更人文”是从文化维度看乡村发展。

乡村要将“田园”与“文化”作为全面振兴的两个主要着力点，努力将乡村打造成当代社会中的田园生活理想地、田园教育发源地、田园艺术创作地。在浮梁寒溪村史子园开展的“艺术在浮梁”项目，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的实践，艺术让村民发现生活之美、乡村之美、艺术之美、人生之美。与此同时，深入推进田园教育，特别是聚焦在“耕读教育”上，可以培养出更多有泥土味、有中国味的新青年，让乡村成为新的教育沃土。

事实上，因为乡村具有的生态与文化优势，近年来，已有许多城市文化创意人士进入乡村，无论是个人长期居住还是创办乡村民宿，都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亮点。但其突出问题在于：稳定性不强，由于缺乏机制保障、组织保障，进入乡村的外部要素抗风险能力差；带动性不强，许多个体化的文化创意人士在乡村发展中仅仅打造了一个个“盆景”，没有带动所在区域的全面发展。

在乡创工作中，探索文化创意进入乡村的制度性保障，其目的是实现这种“进入”从自发到有组织的转变、从零散到系统的转变、从展示性到带动性的转变。通过组织振兴，带动人才振兴，推动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与生态振兴。由此，“乡创特派员制度”逐渐在实践中形成。

之所以提出这个制度，受益于20多年前源起福建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当时在福建南平，探索了以科技为带动要素，鼓励大批干部、专业人士直接参与农村发展的这一新制度，成效显著。此次在浮梁推动乡创工作，这个行之有效的农村工作制度成为一种有效借鉴。“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是“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一体运作”。这些特点在乡村振兴中、在乡创工作中依然是应该坚持的。

与“科技特派员制度”相比，“乡创特派员制度”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其一，带动要素不同，前者是科技，后者是文化；其二，依靠力量不同，前者主要是体制内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后者主要是社会力量，特别是文化创意企业、文化艺术教育领域的自由职业者；其三，发展目标不同，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后者是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等的全面发展，当年要解决的主要是农民温饱问题，现在中国农村工作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全面振兴阶段，要解决的则是乡村发展的内生活力、精神状态等更根本、更综合的问题。可以说，“乡创特派员制度”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延伸与拓展。

乡村振兴需要的是“滴灌”而不是“漫灌”模式，后者以一些大投资、大项目投入农村，迅速实现乡村产业发展，但这种模式可能不适合中国绝大多数乡村，会带来资本对乡村的控制甚至破坏，也难以带来乡村的全面与持续发展。从长远看，中国乡村发展更需要的是通过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力量渗透性地、有组织地进入乡村，实现对乡村发展持之以恒的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乡创特派员制度”很好地适应了中国乡村发展的这种特质。

高校作为当代社会智力最密集、人才最密集的群体，具有服务乡村振兴的充分优势。在新一轮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需要培养与鼓励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识，形成高校支持乡村振兴的机制。高校要将自己看作社会的有机组成并为社会作出贡献，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学术，还要有一流贡献，后者对于评价大学的水平更具有实质意义。

在中国，高校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人民利益上。对高校教师和学生来说，论文要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广阔乡村中，成为推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力量。高校不仅有一流的研究成果、一流的人才储备，而且还有一流的社会资源，这些都必须融入国家主流发展中才有价值。高校要积极鼓励把研究成果、人才培养推到社会实践中去，推到中国发展主流需求中去。乡村振兴是当代中国发展主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因此，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高校作为“全社会之力”中的重要组成，在乡村振兴中责无旁贷。

乡村对中国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仅是经济维度的、社会维度的，而且是全面性的，特别是从文化维度看，乡村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设好乡村文化，也就是建设好中国文化；讲好中国乡村故事，也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国乡村往往对普通个体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读懂了中国乡村，也就更好地理解了中国。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沃土，也是对话世界的平台。高校的五大职能中包括“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这与乡村具有的潜力与功能契合，因而高校应花大气力投入乡村振兴，共同建设乡村文化，在研究中传承，在传承中建设，在建设中传播。

乡创实践是在乡村振兴元年中出现的一种有益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是局部的，也不能希冀以此解决中国乡村的所有问题，但作为一种内生的、原创的、基层的中国乡村发展尝试，这种探索结合了自上而下的“自觉”与自下而上的“自发”，让文化要素更有效地赋能乡村振兴，文化铸魂，文化兴业，正在推动中国乡村实现内在而深刻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