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往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蔓延至华北，7月底北平沦陷。敌寇进犯，古都面临兵燹之祸。在此之前，故宫的文物紧急南迁，北平的众多学校、研究机构和学者转移到西南地区避祸，保留文化火种。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年事已高，因为身体原因留在了北平。

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官员，也是一位爱国的古建筑学家。1925年，他着手筹办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和保护做出卓越贡献。在日伪政权的统治下，许多像朱启钤一样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方面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另一方面则秉持着爱国的精神，希望在有限的条件下抢救文化遗产，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营造学社会员朱偰在《北京宫阙图说自序》中写道：“夫士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这也道出了包括朱启钤在内的许多建筑界同仁的心声。与此同时，日伪政权为了达到长期占据中国的目的，意图通过开展城市建设等举动笼络人心。正是借助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一些留守的爱国人士在日寇的眼皮底下，发起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古建筑保护实践。

1940年，朱启钤与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的建设总署都市计划局局长林是镇商议，对北京城中轴线的古建筑进行系统测绘。时局动荡，朝不保夕，为何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做中轴线古建筑的测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华大地战火连绵。中国的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特别容易在火灾中损毁。建筑界的爱国人士非常担忧北京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在战火中遭到破坏，甚至毁于一旦，想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将古建筑测绘下来，以期能够在战争结束后重建受损的建筑。

林是镇在上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和朱启钤、梁思成等人相熟，对中国古建筑有着浓厚的感情。1935年后，林是镇任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和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技正，负责北平文物修缮工程。他理解朱启钤的一番苦心，全力促成了中轴线测绘项目的实施。

北平沦陷后，包括营造学社在内的大批建筑人才前往西南地区。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项目的实施需要人员的参与支持，而在北京组织起一股力量困难重重。于是，朱启钤和林是镇找到了张镈，他们看重张镈的人品及在古建筑测绘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

张镈，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进入天津基泰工程司从事建筑设计工作。1940年9月初至1946年应聘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兼任教授。1941年起负责基泰工程司京津两地的业务。基泰工程司曾承担过天坛、明长陵等大型古建筑的维修工程，而张镈是北平古建筑修缮工程的业务骨干。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张镈是中轴线测绘项目的主要组织者，却没有在项目中留下姓名。

▲ 张镈与伪建设总署都市规划局签订合同的签名页

事实上，在日伪政权的统治下，虽然测绘工作没有受到阻挠，但参与项目的爱国人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为日伪政权做事，极有可能成为日后的“污点”。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张镈作为北平基泰工程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以“张叔农”的假名和伪建设总署都市计划局的代表林是镇签订了合同，承揽了“北平市中轴线建筑测绘”项目。以此，张镈的政治名誉得到保护，测绘团队也能拿到日伪政权的资金补给。

1941年6月，张镈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精干班子。这支专业的测绘团队由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北京大学工学院建工系师生和基泰公司的雇员构成。队伍中活跃着许多年轻人的身影，其中建筑专业学生是主力。张镈曾回忆：“为避免学生们的后顾之忧，工商学院明确到现场报到参加工作的同学提前毕业。”基泰工程司特别成立北京古建筑测绘所，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教师朱兆雪、冯建逵也带着学生参与进来。

上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营造学社曾经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对北京中轴线上的一些古建筑进行测绘，那一阶段的测绘以认识和研究中国古建筑为宗旨。日伪时期的北平中轴线建筑测绘则带有更突出的抢救性质，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为保存古建筑资料而采取的应急措施。

▲ 地安门正立面图

▲ 正阳门五牌楼局部详图

考虑工作量和工作条件，测绘的组织过程具有商业化、规模化的运作特点，以便在集中时间内完成任务。测绘工作划分为3个周期：第一期时间为1941年6月至1942年12月，主要测绘范围覆盖鼓楼、钟楼、御河桥、天安门前西三座门、天安门、端门、太庙各建筑、社稷坛各建筑和故宫外朝各建筑（包括三大殿一区、文华殿一区、武英殿和西华门一区）；第二期时间为1943年1月至12月，测绘范围覆盖故宫的内廷部分建筑（包括坤宁宫一区、御花园一区、神武门、北上门）；第三期时间为1944年3月至1945年2月，测绘范围包括永定门、正阳门、中华门、地安门等共32处建筑。

测绘的质量把控十分严苛。朱启钤策划这次测绘的目标是留存真迹，因此技术要求是“精确的实测”。张镈要求“既详且细，不放过细节”。以当时的建筑制图条件，测绘人员要在厚厚的进口零号橡皮纸上使用鸭嘴笔绘图，技术要求严格，稍有不慎滴上墨水，整张图纸就可能作废。况且，中轴线建筑测绘包括大大小小几十座古建筑，工作量庞大。

张镈在工作中身先士卒。搭好脚手架后，他以身作则带头攀登至顶，检查作业面和安全标准。地面上，详尽测量石作的台阶、御路，甚至每步台阶的微差也作出记录。摄影师则探身在脚手架外，对构件、彩画做了留影。

测绘工作历时4年，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将故宫的主要建筑，太庙、社稷坛、天坛和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城门、城楼等重要建筑，绘制成704幅精细的图纸。

中轴线测绘的704幅图纸，以墨线图为主，还包括一批彩色渲染图，记录下了每一个建筑总平面图、各层平面图、各个立面图、剖面图，还有很多详细的节点图。图纸信息非常详细、全面，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属完美。这次测绘工作完成了有史以来以中轴线为骨干最完整的一套图纸，完整保留了上世纪40年代北京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信息。傅斯年对此有高度评价：“除忠实地历史记录外，这套图纸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后来，北京城的绝大部分古建筑未被战火摧毁，幸运地留存下来。然而，随着北京现代城市建设的发展，包括永定门、地安门在内的古建筑被拆除，这批测绘图留下了它们存在的痕迹，为今后的研究甚至古建筑的重建，提供了基础的技术保障。

通过测绘实践，培养锻炼了一批人才。一些参与测绘的学生在测绘实践中成长起来，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成为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建筑师。其中，虞福京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对天津的城市建设做出贡献；李永序早年曾从事古建勘察测绘工作，后曾任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北京市住宅问题研究会创建人之一，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委员等；郁彦大学毕业后从事建筑结构设计58年，1962年至1985年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结构总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高层建筑结构学副主任委员；常学诗曾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后来任职于原文化部，担任过中国紫禁城学顾问，为中国古建筑保护研究做出过贡献。

立足当下，中轴线古建筑测绘是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的文献依据。2021年，《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力争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资格条件”。相比2030年达到申遗要求的目标，又提前了5年。中轴线古建筑测绘的图纸能够印证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基本构成形态，为确认明清时期北京的中轴线上到底有哪些建筑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这个角度看，这套图纸对于将来遗产认定、遗产价值评价等提供了有利证据。

1945年北平光复后，北平市工务局文物整理工程处组建。1947年1月恢复组建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后曾演变为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接收了工务局文整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图纸移交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

1948年11月，为在中国台湾宣传中国古代文化，应台北市政府要求，北平文整会主办“北平文物建筑展览会”赴台湾展览。北平文整会处长卢实和技术人员余鸣谦、单少康带了一批展品，在台北中山堂三楼楼道展陈，其中包括50幅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图纸。后由于多种原因这批展品留在了台湾。

1966年，根据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要求，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将与紫禁城有关的356张图纸移交故宫博物院。目前，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图纸的主体部分分别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保存。

2014年，时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建议，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出版《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2017年，该图集由故宫出版社发行，包括上世纪40年代中轴线建筑测图654张，以及文字介绍和历史照片等。另外，在图集编纂过程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楼庆西建议将营造学社测绘中轴线建筑测图收录其中，经过协商，将62张尚存的营造学社测图作为附件收入。留在台湾的图纸没有纳入，成为图集出版的唯一遗憾。

沈阳在文物保护行业工作了30多年，为《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的出版付出了心血。沈阳也在寻找散落于台湾的图纸，想要弥补出版留下的遗憾。

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建院80周年。借此契机，2014年，两院共同协商《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的编辑出版。也在这一年，沈阳开始专注这项研究工作。研究难点是如何去评价上世纪40年代的测绘活动的性质，比较复杂的是涉及日军侵华和日伪政权统治的历史。最后把它归结为：整个中轴线的测绘的工作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古建筑保护研究工作的延续，北平市政府其实已经做了大量建筑保护工作，营造学社就测绘过一批中轴线建筑。到了上世纪40年代，从保护国家古建筑的高度上开展的测绘工作，本质上是爱国的。

▲ 沈阳采访余鸣谦先生（时年93岁），了解当年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情况。

为了对中轴线古建筑测绘的工作过程进行梳理，编辑团队做了大量工作。沈阳多次拜访余鸣谦老先生，多处搜集历史资料。为了精准还原史实，一篇7万字的文章，前后修改了十几遍。对于图纸的出版，他们也设定了较高的标准。沈阳说，当年画图是先打铅笔稿，然后再去上墨线，图上可以看到铅笔线的痕迹。按照正常的制版要求，可以清晰反映墨线部分，而铅笔草稿的线条很难显示出来。为此，编写组提出质量要求，必须能够看到这些铅笔线。图集的质量比较高，研究价值并不逊色于原图。这就导致成本也非常高，只能限量发行。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沈阳还希望两个机构能够继续合作，出版普及版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同时，他也坚持寻找散落在台湾的50幅图纸，希望能对这套图纸进行重新编排，编成更完整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