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考古专家在发掘舱现场查看3号坑 薛 帅 摄
时隔35年，神秘的三星堆遗址再次迎来备受世人瞩目的高光时刻。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发布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平方米至19平方米。目前，3号、4号、5号、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据介绍，此次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形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专家表示，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深入开展。
据悉，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以三星堆、竹瓦街、小田溪、城坝等遗址为重点，深入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指导四川省、广汉市推进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用好考古与历史研究成果，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1986年，发现1号、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1988年，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三星堆遗址考古与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至今，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发现三星堆文化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现以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等8处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城址，以及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等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重要城址，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
如果说多元百态的中华文明灿若星辰，那么代表着古蜀文明之光、闪耀于中华文明版图西南部的三星堆，定是这“满天星斗”中最神秘的那颗。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如今再次“觉醒”了。
“不同于1986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次是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的‘主动发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说，“此次考古发掘最大亮点是发现了黄金面具残片；其次，3号坑里有大批的青铜器，且部分青铜器的质量超过1986年1号、2号坑的水平；第三是发现了丝织品残痕……”
▲ 5号坑出土的黄金面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从三星堆上热搜及刷屏的情况看，所有新出土的文物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当属金面具残片。虽只有半张，但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宽大的耳朵，在艺术风格上与一期发现的面具极为相似，但从体量上来看，已经远超一期发掘出的金面具，整体可以用“惊艳”来形容。
“半张黄金面具重约280克，据推测，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雷雨介绍，“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金器，都跟宗教祭祀相关，象征着某种权力和身份。”此前三星堆遗址就发现了金面罩、金杖、金箔饰及金箔残片等金器，种类丰富、量多体大，作为权力象征运用于祭典隆仪，体现出古蜀人的金器崇拜。此次发现“重磅”黄金面具，为其金器崇拜又添了一大实证。经检测，黄金面具含金量84%，与此前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金器黄金含量相似。黄金面具一处边缘有被烧毁熔化的痕迹。
“目前推断，这件金面具也是作祭祀用，但由于其体量比人脸大得多，不太可能是人佩戴，究竟作何用途，目前无法得出准确结论。”雷雨说。
此次考古发掘中，青铜大口尊是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中最早发现的器物，是典型的商末南方风格青铜器，通高逾60厘米，肩部饰兽首、鸟首，整体雄浑大气，是国内发现的最大一件大口尊。
另一广受关注的是一件圆口方尊，不仅器型少见，纹饰也非常精美。这座方尊主体腹部纹饰名为饕餮纹，对称鸟的装饰是长江流域的特点，在中国北方地区很罕见，但是在长江中游、下游，包括三星堆遗址中，原来发掘的十几件尊当中有8件有这种立鸟的装饰。
还有一件值得期待的是尚未完全出土的铜人顶尊型器。尊的部分是古蜀先民在一件商末南方风格大口尊上作了若干改造的结果，口沿内部的短柱、肩部的附饰、圈足下部的平板均系后加，这也使之成为已知古代青铜器中的孤例。
▲ 三号坑部分青铜器具 薛 帅 摄
雷雨介绍，在3号坑其实有大批改制的青铜器，古蜀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尊、罍进行了一些改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型。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认为，新的器型既和中原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古蜀文明的自我创新，变为古蜀的一系列的礼器，或者叫神器。
此次对三星堆遗址的新考古发掘，与包括中国丝绸博物馆在内的33家高校文博单位科研院所展开了合作。据悉，从三星堆送抵中国丝绸博物馆检测的16件青铜残件中，共有5件发现蚕丝蛋白。中国丝绸博物馆团队的专家通过显微观察，初步认为在4号坑灰烬中发现的丝织品痕迹，“可能附着于青铜器的表面”；同时，利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到4号坑灰烬层有蚕丝的蛋白，“说明4号坑曾经存在丝绸”。由此说明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经开始使用丝织品，这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
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周旸介绍，“找丝”有三种语境：一个在遗址里，代表生活场景；一个是墓葬里，代表丧葬习俗；更高层面则在“祭祀坑”，沟通天地人神。在三星堆“祭祀坑”里找到丝，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丝具有形而上的功能，同时印证了中国丝绸起源的观念。
“蚕即天虫，沟通天地，启迪生死。正是这种独特生死观，给予中国人动力和热情去驯化野桑蚕。”周旸推测，丝绸最初可能并非日常使用，而是“事鬼神”。为了保证天地之路的通畅，为了受人敬重的蚕蛾能够循环往复，先民开始建立蚕室，精心饲养蚕虫。
▲ 三星堆遗址五号坑工作现场 薛 帅 摄
3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只见一边考古，一边进行文物保护与研究，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次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介绍：“从人员编制、专家建构到设施设备配置及具体工作操作这一系列流程，在各个环节都有文物保护人员参与其中，为出土文物保驾护航。”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点，在此次发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皮”的局面。
此外，三星堆遗址考古人员对发掘信息进行了全方位采集。冉宏林认为：“考古发掘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事，还要把信息留给后代，为今后的发掘保护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资料。”
时隔30余年，再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科技在考古领域的作用日益显现。“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专门设计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雷雨介绍。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考古发掘现场设有考古实验室，此举属于首创，实现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据介绍，此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形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的高质量与高水平。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构建起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具有引领、示范作用，为下一步科学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把三星堆遗址纳入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体系，考古人将为进一步认识巴蜀文明内在特质和联系，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文明化进程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