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九星绝对不可能存在”的说法大错特错——与辛德勇先生商榷据
有关媒体报道，2021年4月24日上午， 黄河文化主题艺术沙龙活动的第二场活动——“文脉黄河”沙龙上，著名历史文献与地理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古代文献与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辛德勇，以“从河洛文化看中华文明”为题，深度解读河洛是中华文明发源的地方。
在巩义双槐树的仰韶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发现了一处貌似由九颗星星构成的北斗图形。在荥阳青台，考古工作者也公布了一处“九星北斗”遗迹。北斗究竟是七星还是九星？辛德勇质疑说：“人事有代谢，恒星却恒定在天上，亘古以来，罕有改变。北斗只有七颗星，像双槐树遗址和青台遗址所呈现出来的所谓九颗星的北斗，今天没有，古代也没有，实际上是绝不可能存在的。” 笔者认为，对于辛德勇先生“所谓九颗星的北斗，今天没有，古代也没有，实际上是绝不可能存在的”之说，恐值得商榷。
首先，青台和双槐树的九星图遗迹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否定的；至于当时青台和双槐树的人们是如何命名和称谓这几颗星宿，今人尚不可知；后世文献有“北斗九星”之说，也是客观存在的记载，至于其是否与考古发现的“貌似九星星宿”有无直接或是间接的关联，尚有待于深入探究。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青台和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的“貌似九星”星图在5000多年前的星空，是能找到大致相应空间位置上的星宿的（参见图1、图2）。
图1 青台遗址九星遗迹
图2 距今5300年的北斗星象
根据现代天文软件回推计算证明：青台遗址8号陶罐大致处在“辅增一（83 UMa）”位置，或许有可能与后世所说的“辅星”相关；而9号陶罐大致处在 “相星（5 CVn）”位置，或许有可能与后世所说的“弼星”星宿相关。尽管不知昔日青台人如何命名这些星宿，但青台遗址出土九个陶罐之构图，正是5000多年前“貌似九星星宿”之天文星象在祭祀遗址中的重现，而今人（考古人）命名或称其为“北斗九星” 亦未尝不可。
需要指出的是：后世流传的关于北斗九星“辅弼二星”之记载，只是一个大概的位置描述，的确与青台和双槐树遗址所呈现的5000多年前实际天文星象并不完全相对应，这一点也是客观的；但有些学者据此就认为“古人犯了错误”“今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恐也是不甚得当。
后世文献将开阳星的伴星（大熊座80 UMa，亦即开阳增一）称之为 “辅星”；但5000年前青台遗址显示对应的是“辅增一（83 UMa）”，二者虽不相一致，但也比较接近。
至于“弼星”后世文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弼星）在第七星（摇光）右，不见（《宋史•天文二》）”，另一种说法是“（弼星）在北斗第三星（天玑附近），不可得见（《云笈七签》）”；显然，后世所说“弼星不见”并没有具体星宿对应，只是一个虚空位置概念，恐只是以此迎合“九”之数的概念。但不可据此否定5000年前青台遗址显示的实际星象，9号陶罐位置与“相星（5 CVn）”（包括相增一、二、三）相关，或许是后世所说的“弼星”星宿。
根据《 云笈七签•日月星辰部》载：“北斗九星七见二隐，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汉相国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还车，忽见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还，遂得增年六百。内弼一星在北斗第三星，不可得见，见之长生，成神圣也。外辅一属星在北斗第六星下，相去一寸许，若惊恐厌魅，起视之吉。” 这段话中提到了“内弼一星在北斗第三星（即天玑附近）”，显然这里说的弼星，并不在我们通常认为的瑶光周边，而在天玑附近；至于“弼星”对应什么星宿？参考天玑所在的位置，以及可视星等的亮度，这里最有可能的当是相星，也就是9号陶罐表示的位置。(参见山西盂县天齐庙博文《“北斗九星”与“辅弼二星”的位置》)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北斗星宿7000年以来在北极区域的位置变化，青台遗址“北斗九星”星图非常准确的描述了当时的空间位置关系，双槐树星图虽存在偏差，但其大致趋势是符合的，兴许当时只是出于象征性的作品。5000多年前，古人在没有观测测量仪器的情况下，能由此天象记录，实属不易（参见图3、图4）。
图3 青台遗址北斗九星与5300年北斗星象的空间相关性比较
图3 双槐树遗址北斗九星与5300年北斗星象的空间相关性比较
距今6800---4800年，高庙出土八角星（是古人利用开阳、天璇两个三角星确定八个方位和节气的年代）是北斗星象天文功能意义的象征；5300—3700 是利用三星定位（李正道博士基于玉琮、玉璧之三星模型——玉衡璇玑大型天文仪器）的年代；直到春秋战国BC500以降至今才真正是斗柄可以指四季的年代，也正是在这以后围绕北斗星的各种文献方不断问世。
“那么，巩义双槐树遗址和荥阳青台遗址中分别在北斗七星的斗柄上下两侧摆放的那两个陶罐，他们所表示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辛德勇结合《史记•天官书》的记载，结合西安交大附小西汉墓壁画环绕在二十八宿和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中间的日、月图形，推测出这两个陶罐体现的应是太阳和月亮；若是再抽象一点儿来看待它，也可以说象征着阴阳两仪的符号，宛如所谓太极的图形”。 辛德勇先生将二十八宿与日、月联系到一起还说得过去，因为其与黄、赤道到相关；但其将日、月与太极符号和北斗联系到一起，这似乎有点大开脑洞了！
在青台与双槐树发现九星星图遗迹恐并非偶然，因为这里正是“河图洛书”诞生之圣地；而天文考古研究证明所谓“河图洛书”并非是虚无缥缈的神话，实际上它是记载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重要信息的历史见证（参见山岔壑人博文《河图洛书与易经八卦之天文本源探析》）。看来，基于单一学科的研究，恐是难以破解“九星星图”之谜的，相信学界通过历史文献梳理、田野考古和天文考古的综合研究，青台与双槐树的“九星”之谜终会得以破解。
延伸阅读
河图洛书源头之迷释解——河图洛书与易经八卦之天文本源探析
摘要
本文通过从天文考古角度的研究，得出河图之数与先天八卦源于十月太阳历而洛书（九宫数）与后天八卦则源于北斗七星历的推断；至于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之年代孰先孰后的问题恐不可望文生义，有待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 十月太阳历 北斗七星历 河图 洛书 八卦
自远古时代伏羲氏立杆测影始， 中华先民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历象日月星辰、创制历法敬授民时的文化传统就从未中断。
从天文到人文，进而到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之过程来看，“天文”已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之中的核心基因。因而，从古天文学角度溯中华文明之源意义重大。
《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日月五纬一轮转；天皇出焉…定天之象，法地之仪，作干支以定日月度。”“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古人观天象、察地理，探索宇宙时空与阴阳之奥秘，进而创造除了天干地支及阴阳五行、易经八卦之理，并由此演绎出了一套完整深奥的天文历法文化，形成了系统的世界观，以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
人们多言“先天八卦源于河图之数，后天八卦源于洛书之数”，且基于卦象探究演绎易理者颇多，然而对河图与洛书之数的溯源探究却并不多见；宏观概论河图洛书与天文相关者颇多，但从古天文（天象）角度微观探究之文章却不多见。
笔者在学习古天文知识的过程中，对河图与洛书之数与天文天象的相关性偶有心得，不妨以图解形式抛砖引玉，与方家商榷。天地自然，大道至简，其实，看起来河图洛书之数极为神秘，但与天文天象联系起来，其本源却十分简单，正应了古人所云“大道至简”的道理。
一、五星大周天与十月太阳历是河图之数与先天八卦的天文本源基于河图之数与十月太阳历相关这一前提，河图之数出现的年代，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下限大致可以确定，亦即不晚于距今4200年的帝尧时期。尧时“后羿射日”的传说可以证明当时已不再继续使用“十月太阳历”而进行改历了；据《尧典》记载的信息和陶寺故观象台观象系统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至少已有回归年“366天、置闰月成岁”之“阴阳合历”的雏形。至于“十月太阳历”年代之上限，有可能上溯到太昊（少昊）、黄帝时期，因为《尧典》“钦若昊天”显然是说帝尧敬顺太昊（少昊）的“天”，这个“天”当与制定天文历法相关（是否是十月太阳历尚有待探究）。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尧舜之后的夏代，“十月太阳历”在民间可能还在使用，对此《夏小正》可证，三星堆“太阳轮”的考古发现也说明在夏末商初时期“十月太阳历”的存在；但“夏正建寅”则说明夏代官方是延续了尧舜时期的阴阳合历的，商周亦然。
图1 十月太阳历天文模型
笔者在研学三星堆太阳轮和良渚文化五星螺旋图（学者大古华光称之为“星回图”）的过程中，偶然发现河图之数竟然与太阳轮十月历的数字组合完全一致。
河图的数字组合是这样的：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同途（如上图）；奇数之和为25偶数之和为30 ，合起来得55，古人称其天地之数。
审视三星堆太阳轮的组成，不难发现其五个顶点角正好可构成一个大圆，完全可与尸子“天左旋起于牵牛”（五星巡天之旅自牵牛出发周而复始）之说吻合，象征五星巡天之旅的大周天轨道；而按照十月太阳历围绕五角星中心圆（太阳）旋转的地球，每个月都可均等地落在五角星顶角延长线与中心园的交点上，因为十月历的一年为10个月，每个月36天，另外5天作为节日；这样便构成了地球公转一个回归年的小周天轨道。如此，正月与六月、二月与七月、三月与八月、四月与九月、五月与十月的数字对应组合便完全与河图之数吻合。（注：图中五星的顺序按照其距离中心质点的远近排列。）
尽管数千年来河图洛书之易理、阴阳五行与数理魔方的奥秘演绎无穷，但究其本源不过是来自中华先民观测天象的实践，来自一个极为简明但富有十月历数理特性的五角星图（太阳轮）。至于所谓十月历源于河图之数的说法，恐是本末倒置了。
将十月太阳历的天文数理模型，以抽象艺术的形式通过一个内圆心（太阳）、内圆环（地球公转轨道）、外圆环（五大行星周天轨道）和顶角与内圆环的交点巧妙地展现出来，这就是古人的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十个月的数字对应组合竟然恰是神秘的河图之数！这恐怕是在文字系统尚未成熟运用时的唯一记载方式了。至于所谓“太阳轮表现的是古人太阳崇拜”之解释，恐有些肤浅。（《河图之数探微》山岔壑人）
图2从五角星十月太阳历到先天八卦的演变
从先天八卦之卦象与卦位的对应关系来看，其显然是十月太阳历1—6、2---7和3---8这六个月三组数字的对应；但4与9和5与10 的对应关系看起来有些费解。其实也很简单，当人们把36X10变为45X8的时候，4X45就是180天，正好相当于十月历的半年（春）（1---4组），而另外四组（5---8组）也是4X45=180天，也相当于十月历的半年（秋）。由《夏小正》的“养夜”与“养日”可知，十月历历法法具有明显的“冬至”与“夏至”的分界（养夜、养日）；古人视“冬至”为一年之开始，“日南至（养夜）”阴极阳生，卦象定其方位为“南”，逻辑上没问题，经逆时针（1--4）旋转180天后，当是进入夏至（养日），故卦位与“冬至”相差180度自然是合理的。由于到夏至时，从太阳视运动角度来看，太阳回返运动，那么运行方向必然会是与原来逆时针方向相反，所以5---8的顺序是顺时针。数字“9”与“10”在由36到45的转换后其原来的表现形式上当不存在，但逻辑上却相当于在卦位1（9）的地方，表示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循环；学界称数字“10”或说是“0”居中，以表示太极元起之义，这样，一“逆”一“顺”便有了“S”, 自然就演绎出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易理。如此，从“十月历”到“河图”再到“先天八卦”的演绎之脉络便一目了然。
至于自宋代以来流传的河图，笔者判断其在“四个方位”与“中土”上标绘的黑白“星位”，未必是指实际的星宿数目，而强调的是数字搭配的“阴阳”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河图之数与先天八卦系统的坐标系基点当为“地之中”，因为其建立源于地平太阳历的观测。
二、北斗七星历（高庙八角星）与地平太阳历是洛书（九宫数）与后天八卦的天文本源从天象年代上来看，洛书（九宫数）很可能出现在距今7000年至4800年间，因这一时期的天象与之比较吻合。
洛书古称龟书，传说是阴阳五行术数之源。其甲壳上有此图象，结构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居中，五方白圈皆阳数，四隅黑点为阴数。
上世纪末，湖南高庙遗址曾出土距今7000年的八角星图。“史学家饶宗颐、李学勤，考古学家俞伟超、张忠培及天文学家陈久金等均认为：这种八角星图像与当时人们的方位观和天圆地方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是方位天文学的典型符号;它是观测日影、测量时节和制定太阳历的仪具或原始式盘;它印证了古谶纬书所言‘河图’‘洛书’的说法，与周易八卦存在渊源关系。已公布的安徽凌家滩墓地同期遗存测年数据表明，那些玉器所处年代不晚于距今5000年，显然要早于唐尧时代。“《世界最早“八角星”出土 历法源于湖南高庙文化》（湖南日报 2017.3.24）
图3 高庙八角星图源于北斗两个三角形位移的组合
高庙八角星图案源于BC5000——BC3800——BC2800年间，古人利用北斗七星中两个三角形确定正极(当时的北极星为右枢)和四正四隅的天文观测实践（详见上图解读），因为那时不同于战国（BC500以降）可以利用天璇、天枢延长线来确定北极星的位置。
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看，郑州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遗迹图，距今5000多年以前，其所呈现的北极天象就处在这一时期；但双槐树遗址的北斗九星图，同样是处在这一时期，尽管其与当时天象有些偏差（或因某些原因所至，比如建筑时仅仅是出于象征性的目的，故并未准确定位），但也反映出了大致的趋势，
图4青台北斗九星图实证5300年天象
这一天象特征（BC3800特征最为明显）极为重要，其持续时间长达2000年左右，古人据此特征创造出相适应的历法当是历史的必然。
图5 洛书（九宫数）的天文本源
古人云“大道至简”，原来神秘的洛书（九宫数）之数竟然是来源于古人利用北斗两个三角形顶角同步旋转位移的顺序号与八个节气（四立、二分二至）的对应关系，同时也与地平观测系统观测回归年日出方位与节气的关系密切相关。
笔者使用“顺序号”这个词虽有些粗俗浅显，但要表述的实际乃是天地运转的“时空秩序”。
由上图不难看出，当顶角开阳处在正极225度方位指向北极时，顶角天璇必定会在正极180度方位指向正北360度方向（冬至），因为二者相差135度，225+135=360；当顶角开阳处在270度方位时，顶角天璇必定会指向东北45度方向（立春），再同步移动45度，便是春分了；依次类推，就可确定8个节气。
理解洛书之数的关键在与能否回答“为何九宫格上中的数字为9”和“为何九宫格下中的数字为1”的问题。由上图可见，若自冬至序号为1开始旋转，第1次旋转45度后到达序号2立春的位置，第2次旋转45度到达序号3的春分位置……..第7次旋转45度到达序号8立冬的位置，也就是说在立冬美位置经第8次旋转45度后才能到达起始点序号1的位置，天璇地转，永无休止，8+1=9, 九五至尊，9乃天之大数，表示进入新一轮的运转， 这就是为何九宫格上中的数字为9的缘由。
图6 四象的空间位置
再顺便说下“为何九宫格下中的数字为1”的问题。上图右下角图形是地平系统观测太阳视运动一个回归年的轨迹，冬季太阳在东南升起，西南沉入；夏季太阳在东北升起，西北沉入；其视运动轨迹是东南（冬至）——正东（春分）——东北（夏至）——正东（秋分）——东南（冬至）；冬至阴极阳生，夏至阳极阴生，这两个极限断点都具有回归起始点的意义，且相互对应，故九宫格下中的数字取1，因为夏至只是一个回归年的一半，不像冬至那样进入新一轮的循环，故不存在类似8+1的问题；但却有4+1进入后半年循环的问题，所以夏至用1表示。 此外，图中四立之四个节气的对应关系也十分明显，如立春对应立冬，立夏对应立秋，春分对应秋分，在天球赤道坐标系里便是如此；利用陶寺观象台进行地平观测，你就会发现，立春与立冬太阳是在同一个观测缝出现的、立夏与立秋亦然。八个节气与序号数字的对应关系在九宫格里一目了然。
仔细查看图解，相信小学生也能理解其中道理。正因为洛书之数来源于客观的天体运转之自然规律和人们的实践认知，所以基于此的演绎当会无穷无尽。
图7 从八角星到洛书（九宫数）与后天八卦的演变
从北斗七星（高庙八角星历）与地平太阳历到洛书（九宫数）的诞生，再到后天八卦的形成，与前面讨论的十月历—河图——先天八卦相比较，显然其复杂程度较大，且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坐标系的建立，北斗七星历（高庙八角星）___洛书（九宫数）____后天八卦是以正北极（天之中）为基点建立起来的空间立体坐标系，但同时也融入了地平太阳历太阳回归年视运动的时序坐标。
二是洛书（九宫数）在后天八卦图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源于地平太阳历的节气在九宫数空间立体坐标系和后天八卦卦位里得到了合乎逻辑的配位。
图8 四立和二分二至与洛书（九宫数）的对应关系
三是太阳视运动所呈现的“8”字形轨迹，在逆时针星序和顺时针星序里都得到合理呈现；同时还包含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基本易理。
图10 卦象“乾位”的变化
四是卦象“乾位”的变化，体现了古人与时俱进对天体运动规律认知水平。《淮南子 ·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为何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乾位”会发生变化，无疑与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认知相关。后天八卦中“乾西北”，似乎与这个记载相关；从天文角度来看，恐与人们发现赤道与黄道不在一个平面有关。“春分之日，地与星辰复本位。至夏至之日，地与星辰东南游万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还复正。至冬至，地与星辰西北游亦万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还复正。进退不过三万里，故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夏至日大地转到黄道下方15000里处，然后开始往上转，至冬至日转到黄道上方15000里处，再开始往下转；而春秋分日，刚好与黄道平。因此“浑天说”认为大地转动的南北厚度为30000里，这样大地的一半刚好是15000里（即赤道与黄道的交叉点）。这样的大地转动模式形成了“地陷东南，天倾西北”的传统文化认识（曹慧奇：《周髀算经》从数学看先秦的天文观及地中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历史上某一时期或许曾经发生过强烈的地球磁场扰动事件。
图11黄道平面与赤道平面
为何洛书八卦（后天八卦）定位“乾西北”而非“北”，是何缘故？对此，从地质学上也可得以解释。
原来洛书八卦（后天八卦）里隐藏着地球磁场演变的重要信息：距今18500年到距今11500年间，地球磁场曾经发生过两极翻转。说到这里，笔者自己也不敢相信，但地质科学家的研究数据却能在八卦图里找到证据。
据地质科学家研究， 在过去的7600万年中，地磁至少反转过171次，因为许多国家已经从地质勘测中查到了地磁反转的证据。从地质记录来看，地球磁场平均大约每25万年翻转一次，但是这种规律并不明显。每次地球磁场两极翻转过程所需的时间大约为7 000年，但随纬度不同存在一定差异，在接近赤道的区域只需要2 000年，而在接近南北极的区域需要1.1万年。
以下为按照洛书八卦“乾西北”与地质科学家“两极翻转周期”并结合当今磁偏度进行的回推计算：
距今11500年地球磁场出于翻转180度后的状态
1、磁场倒转后恢复周期 为7000年
每年恢复：180/7000 =0.0257142度
恢复45度需要 45/0.0257142 =1750年
恢复90度需要 90/0.0257142 = 3500年
恢复135度需 135/0.0257142 = 5250年
恢复180度需要 180/0.0257142 =7000年
2、 那么，到距今6250年时，恢复到了磁北为315度。
11500-135/0.0257142=6250
则恢复到磁北360度正常状态时为距今4500年。
11500-7000=4500
3、 距今4500年地球磁场状态正常后，按照磁差渐变的年变率 0. 6分计算，每100年变化1度；按照当今磁差为4.5度，回推到磁差为0度，亦为距今4500年；这就证明距今6250年时的磁北315度是对的，“乾西北”是有道理的。
这就证明古人后天八卦“乾西北”的定位是符合当时天文地理之实际情况的，其年代当在距今6250年左右；而这个年代正是洛书（八卦）之数形成的年代，且能从天文学层面得以支撑（《洛书九宫数探微》）。
此外， 关于先天和后天八卦之年代谁先谁后的问题，恐尚不可望文生义，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说明先天八卦早于后天八卦。
总之，表现天文历法本义的河图、洛书，对中华阴阳五行术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汉代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而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河洛之辞,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又见于《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
中华先民的智慧源于对天地规律的长期观测，不可能留给后世无解的谜题。怎知古人何所思，兴许置身于古人仰观天俯察地的天文背景去探究也许会有所感悟。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山岔壑人 2021.4.22 于平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