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姓牛，业务更牛！“牛”演员的牛角色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电影《七品芝麻官》里这句台词，问世40余年，依然流行。不少观众知道，这部由谢添导演的电影改编自豫剧《唐知县审诰命》。但鲜为人知的是，豫剧丑角名家牛得草创作这部作品背后曲折的故事。

牛得草的启蒙老师李小需在临终前对他说：“《唐知县审诰命》是咱们丑行的看家戏，早先你师爷演得很出名，可到我手里……就丢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对不住他老人家。这出戏已不在丑行了，它已被老生行夺了去。将来你一定要想法叫它‘戏归原主’，把这个戏夺回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牛得草成了颇有名气的丑角演员，但他总忘不了老师李小需的临终嘱托，四处打听还在演这部戏的老艺人。1952年，听说洛阳有个艺名叫“狗尾巴草”的老艺人演《唐知县审诰命》很有特色，他当即决定，搭夜车从开封前往洛阳。

起初他担心这位老艺人不肯传授，故而一场场私下买票去偷艺。后来剧场一位老师傅告诉他，“狗尾巴草”人挺好，也很讲究艺德，不必有顾虑。于是，到洛阳的第三天晚上，他便在那位老师傅的引荐下，见到了这位老艺人。

牛得草一见到这个年过半百、身材瘦小的老人便大步迎上去：“老师，请受开封后生丑角牛得草侄儿一拜！”说着就要往下跪，老人连忙把他扶起来。得知他的来意之后，老人很热情地说：“我演《唐知县审诰命》这出戏，就凭嗓子好，但丑、净是不同路子的，好多丑角的活我做不来，今天能‘货归原主’，也是一件好事了。”

老艺人看他学艺心切，当晚就把《唐知县审诰命》的故事梗概讲了一遍。他俩约定，牛得草每天上午9点钟在后台听说戏，晚上看演戏。此后的几天里，牛得草上午听老人说戏，把主要情节整理出来记在本子上，晚上看他演出时把表演关键地方和唱腔标记在上面。临别时，他向老艺人表明了自己想整理这部戏的念头，老艺人很支持他，说：“演的这出戏是民间流传的老本了，很长、很杂，一演就是4个多钟头，使得唐成这个人物不突出，戏味不够浓。你年轻，有精力，把这出戏整理出来，我日后入土也心安了……”

回到开封后，牛得草就开始整理《唐知县审诰命》。牛得草只念过三四年私塾，后跟人学过一点儿古文，文字功底不行，但他没有退缩，买了一本小字典作为老师，把记下来的台词进行加工、修改、提炼，形成框架，然后再一场场地整理，去掉一些与展现唐成人物性格无关的情节，只留下唐成上任、遇民女林秀英告状、审诰命等主要情节，更能突出唐成的形象。后来又几经修改，对唐成、林秀英、诰命夫人等主要人物的动作、唱腔进行了设计，终于完成了定稿。

1953年4月，《唐知县审诰命》在开封公演，轰动全城。观众的喜爱给了牛得草更多的动力，他开始四处演出，从城里演到乡下，在人们心目中，在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以外，又塑造了一个官小胆大、执法如山的唐成形象。

1957年，在桑振君的引荐下，牛得草拜京剧名丑萧长华为师。萧长华对牛得草说：“演戏是演人，不是为演戏而演戏，丑角是一门严肃的艺术，而不是精神的调味品。丑角比其他行当夸张，但有限度，不能离开人物去任意发挥，不能把低级庸俗的东西用上，那不叫艺术。任何脱离人物本身的卖弄技巧，都会使观众厌恶。”萧长华把丑角艺术归纳为四句话：“丑而不丑，丑中见美。美中取乐，乐中回味。”

牛得草在萧长华的引导下，领悟到了丑角表演的艺术真谛。由他主演的《唐知县审诰命》也日臻完善，渐渐走入千家万户。

之后，谢添找到牛得草，想把这部戏拍成电影，几经修改剧本，最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同意将该剧列入1964年第四季度的拍摄计划。谁知“文革”开始，一推就推到了1979年。

“文革”结束后，拍电影又被提上日程。可牛得草精心编写的剧本已被烧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1974年，牛得草患重病——右侧肢体偏瘫。1975年经过治疗，身体已有所好转，但还是不能用右手写字，他只能用左手练习写字。

他白天不敢在病床上改写剧本，只能在夜里偷着干。他让妻子谢爱勤买来一个手电筒和一个大笔记本，趁夜深人静时打着手电筒修改剧本。他回忆着每场戏的情节，先编写出修改的提纲，再用代号和缩写的方法标明内容。就是凭着这样顽强的毅力，历经一个多月，牛得草写出了一万多字的修改提纲。后来经过治疗，牛得草的身体很快得以恢复，能够登台演出了。

1979年，由他执笔整理并主演的《唐知县审诰命》，随河南省代表团赴京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演出，获剧本整理一等奖、演出一等奖。同年，由该剧改编的电影《七品芝麻官》在全国上映，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牛得草也被誉为“东方卓别林”。

牛犇的名字是著名导演谢添给起的。“犇者，跑也，自奋而不停也。”这是谢添当时对他的期望，也是牛犇今后人生的宗旨。

牛犇从11岁起跟着谢添演戏，至今，已经塑造了数百个小人物：《牧马人》里的郭骗子、《红色娘子军》中的小庞、《泉水叮咚》中的大刘、《老酒馆》里的老二两……这些小人物甚至连完整的名字都没有，却以绿叶的光亮映衬出鲜花的光芒，没有郭骗子，牧马人的情感将无处安放，没有老二两，《老酒馆》也会黯然无光。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看来，牛犇饰演的小角色不会是作品的焦点，但永远是作品的亮点。

业界评价牛犇的演技“充满着人生智慧”。这与他艰苦的成长经历有关。7岁时，父母贫病交加，在同一天离世，牛犇一夜之间成了孤儿。一贫如洗的家，连刻着他生辰八字的门板都被洪水冲走了，以至于他至今都记不起自己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后来，牛犇干脆把加入中国共青团的日子作为自己的生日。艰苦的磨炼让牛犇有了超强的生活能力，烹饪、养花、油漆、木匠、裁缝、绘画，样样在行。

丰富的生活阅历让牛犇塑造的每一个小人物都灵光闪动，他被观众称为“老戏骨”。在电影《牧马人》中，他替许灵均挑选媳妇时的戏份并不多，但他演出了花儿。“那眼神儿分明就是一个专业的牧马人在挑选种马良驹，他把人物的身份、心境都演出来了！那不是简单的厚道，他很江湖，很老到！透着人生经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分析说。而《老酒馆》中老二两极其卑微却极度自尊的形象让人心酸。“他将底层小人物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而这些小人物的正直、朴实、善良、智慧，也是国民性中最生动的底色。”尹鸿评价。

戏品如人品，“演好戏做好人”在牛犇身上实现了高度统一。如果观众知道了牛犇是如何演戏的，便了解了那些角色为什么如此光芒四射。江平导演无限歉疚地说：“牛犇老师看上去背更驼了，这有我的责任！”那次意外是为了拍摄江平编剧的电视剧《梨园生死情》。拍黄山脚下的一场戏时，77岁的牛犇要“飞身上驴”，不料，驴脾气上来了，牛犇被重重地摔在地上，送去医院一查——颈椎错位。当时牛犇还剩两场戏没有拍完，换演员是不可能的，等下去，剧组损失惨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牛犇咬着牙说：“不能浪费国家一分钱，不怕，反正我老了，大不了再罗锅一点儿，我有招儿！”牛犇的“招儿”就是让人把他抬到外景地，让工作人员把他捆绑在树上，再套上从背后剪开的戏服，这样，双手可以活动，人勉强被支撑着“站立”起来，好像是靠着柱子在“训话”。他边说边比画，激情澎湃，一口气把戏演完了，豆大的汗珠子滚下来。等到导演喊停，周围的人都哭了。牛犇艰难地说：“简直像刀砍脖子那么疼！”为了安慰大家，他又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其实，在70余年的拍戏经历中，牛犇曾发生过7次致命伤，每次都是因为差一点，才保住了命。有一次，在拍摄《慈禧秘传》的时候，要完成一场骑马的戏。但不知为何，马儿突然失控，一个暴躁抬腿动作就把牛犇摔了下去。他脑袋着地，胸骨骨裂，肋骨也断了两根，整个人当场休克。好不容易在医院里被抢救了过来，但他心里还惦记着那场戏，问医生，怎么样能感受不到痛地站起来。医生说，只有打吗啡。于是，为了不让摄制组承担太大的负担，他当天就要求打吗啡，回到拍摄地点继续完成剩下的戏份。情绪一上来，连抽了自己好几个巴掌。医生在一旁都看不下去，连忙抓住他的手，说如果二次受伤，就再也没法治了。幸好，戏拍好了，牛犇的心里舒坦了——他没有辜负其他人，也没有辜负自己的使命。

当被问及塑造了那么多人物，最喜欢哪一个时，牛犇不假思索地说，每个人物都值得他用心去演，都让他获得过心灵的感悟，每一次演戏都像与角色同体过、生活过，所以对每个角色都非常喜爱。又被问到，一辈子演配角，而且都是小角色，有没有一点点遗憾时，他坦诚地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一个好演员连背影都可以出戏，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有一次朋友聚会时，一位香港的出版商举着一杯酒，很认真地对我说：“响玲，我很喜欢看你父亲的戏。我一看见他那张脸就想哭。”“慢！”我打断了他的话：“什么叫你一看见我爸就想哭呀？”那位出版商虽然有些尴尬，但是他还是不停地说：“小时候，我就跟着妈妈看北京人艺的戏，《茶馆》中康六那个形象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说到这，我才觉得稍微有点儿顺听。的确，我父亲当年参加《茶馆》剧组，演的康六是一个小人物，戏不多，台词又少，但是他却把一个穷苦农民带着剜心痛苦卖女儿给太监的心理活动层次清楚而又情意浓烈地表现了出来。他痛苦的时候，是用双手不停地捻那个烟袋锅儿，以此反映内心的挣扎。父亲在《骆驼祥子》中扮演的穷车夫“大个子”，戏份更少，但就是一个喝药的动作，几乎平淡的台词，父亲也把一个人物演绎得韵味无穷，饱含了那个时代生活的苦涩。难怪别人说一看见那张脸就想哭。

从舞台剧到影视剧，父亲一直没有“脱贫”。就是刚从新加坡演出《茶馆》回家之后，就被电影导演吴天明选中，参加了电影《老井》的拍摄，饰演剧中一位饱经沧桑、在贫困中挣扎、融合勤劳质朴与保守落后于一体的万水爷。

父亲他们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全组演职员到山西左权县去体验生活。父亲回来说，他们去的是老区最穷的村子。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山坡上看到打井剩下的干窟足有200多个，至今没有打出水来。当地的那些老乡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他们还感到很满足。有一位老农民就曾说：“你们城里有什么好啊？瞧我们这儿，每家都有几亩地，有吃有穿。如果想抽烟，种上半亩，抽两年也抽不完。”父亲说：“听完这话，心里觉得他们既可怜又可悲，心中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经过体验生活，更感受到这部戏的分量。这种真实的艺术作品是把一些地方的社会现状告诉人们，更加激励人们挺起胸膛，发奋改变这些地区的贫困现状。”

那时正是盛夏，大西北更是风高日烈。父亲为了不化装就像一个农民，天天在最热的中午跑到山脊梁晒，等到开机时，父亲黑得到天黑时就找不着“人”了。拍《瞎子演唱会》时，群众演员都是当地的老农民扮演的。在拍摄过程中，西路厂副厂长跟别人打听：“唉！那个又瘦又高的老乡是从哪儿请来的？”这就是父亲的成功。

父亲说，他最讨厌的就是卖弄性的过火表演。他年轻时曾在焦菊隐先生导演的《龙须沟》等剧目中，领会了焦先生说“台上要一片生活”的话，对于体验生活与塑造人物的关系有着深刻的领悟，“演什么就要像什么，演什么就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