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器时代的良渚遗址、牛河梁遗址到夏商时期的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从横空出世的三星堆遗址到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圆明园遗址，以及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万里茶路等线性遗产所经过的众多遗址等，这些看似类型相异、时空不同、价值多元的历史遗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遗址”。
从1997年首次出现“大遗址”的提法，到2020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随着一系列探索实践，“大遗址”保护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方法、路径愈发清晰可见。新时期，大遗址将走向何方？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在城市发展中有哪些新成长空间？在让文物“活”起来理念指引下，它们能为当代人的生活带来哪些美好？
▲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图片来自网络
大遗址为何“大”
“大遗址”始见于1997年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这份由国务院印发的《通知》，第一次使用了“大型古文化遗址”的提法。自2005年开始，国家文物局相继公布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并建立了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每5年编制专项规划时，项目库虽有所调整，但总体保持了稳定性和延续性。
业内专家普遍给出相同或相近的解释：大遗址是建立在遗址上的相对概念，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对于大遗址普遍认同的定义是：中国文化遗产中规模较大并且文化价值突出的文化遗址，是遗存本体和与其相关的环境载体共同构成的综合体。
多年来，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启动了“大遗址保护”国家行动，初步形成了以“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累计评定公布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67处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11处大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遗址”概念得到普遍认可，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
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情况复杂、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大遗址还存在考古研究滞后、价值提炼不足、利用策略偏差、展示体系欠缺，甚至盲目建设、过度开发等问题。正是因为需直面并解决这些问题，国家文物局才于2020年印发《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简称《导则》），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全国范围内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具有引领、指导意义。
▲ 圆明园遗址 图片来自网络
大遗址应“活”在当下
“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其自身价值意义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大遗址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曹兵武说，只有将大遗址的价值载体与意义积极融入当代生活，不断丰富内容、提升品质、服务民生，才能促进文物事业走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永续保护利用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导则》第一次明确把大遗址利用分为“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两类，并强调主要应以价值利用方式为主。大遗址价值利用指基于文物本体、文物环境、出土文物，以及价值内涵和相关信息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相容使用指依托文物所在区域的土地、生态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
大遗址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资源，一旦遭到破坏难以恢复原貌，大遗址的保护、管理、利用和传承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曹兵武认为，一些大遗址处于城市中心，应充分考虑城镇发展需求，承担城镇公共绿地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通过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城市公园绿地、步道以及特定环境景观、建筑或设施等，促进大遗址融入当代生活，成为特色公共文化空间。另一些还在进行考古的大遗址，应以现状保护为主，做好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环境改善等基础性工作，辅以小规模陈列馆或适当的文物本体展示。
“多年来，在大遗址保护中，从专家学者到专业技术人员，更重视的是大遗址原貌、现状的保持，基本是通过维修加固以达到实体元素的保留传承，很少从活化遗址的角度、运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式，使遗址‘亮’起来、‘活’起来、‘用’起来，以促进遗址自身的发展。”陕西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李颖科认为，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历史见证，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遗产能够以其诞生时的‘原貌’‘原质’永久留存于世，它总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后人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过程中延续发展。”李颖科举例说，明万历年间维修唐代所建大雁塔时，在塔体外围加固了一层60厘米厚的砖，这种在唐文化基础上融入明文化新内涵的做法，既使大雁塔能够更好、更长久地留存于世，又促进了大雁塔这一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
▲ 良渚古城遗址（莫角山宫殿遗址） 图片来自网络
文旅融合助力大遗址有新面貌
在文旅融合推动下，在《导则》指引下，一些大遗址已有了新面貌。
作为曾经世界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隋唐洛阳城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枢纽，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如今，天堂、明堂、应天门、九州池“四点一区”连点成片，依托隋唐洛阳城建设的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已成为世界大遗址保护范例。随着2020年隋唐洛阳城天街北延项目对外开放，这里也成为居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在已有‘避开遗址建新城’的‘洛阳模式’基础上，如何走出一条遗址保护、居民安置、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需要很艰难的探索。”洛阳文保集团副总经理王丽娟说。作为国家大遗址保护重要片区，洛阳市拥有隋唐洛阳城等9处大遗址，近年来实施了一批大遗址保护工程，建成了隋唐洛阳城考古遗址公园、汉魏洛阳城考古遗址公园等。
在良渚古城遗址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良渚文化正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5G+AR”试衣镜、“5G+MR”全息文物、“5G+MR”沙盘、“5G+MR”眼镜、“5G+VR”博物馆等全新应用，5G全覆盖的国家遗址公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让体验者感受到“活着的”良渚文化。“后申遗时代，我们正积极努力将良渚古城遗址建成大遗址保护利用典范和文旅融合发展样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余杭区正围绕良渚古城遗址打造全新文化和旅游IP，通过良渚文化遗产IP建设和提升方案，带动全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
2020年国庆黄金周，良渚古城遗址数智体验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在体验馆内，游客可以戴上VR眼镜结合手持设备，通过虚拟化捕猎工具体验良渚先民捕鱼、猎鹿的生活，也可以利用AI智能体感识别技术通过摄像头捕捉访客的手势，与良渚祭司一起完成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此外，在良渚新城的中国（良渚）数字文化社区，以游戏、动漫、影视等数字文化产业作为核心发展方向的综合产业体系正在形成。目前，这里已聚集60余家优质企业，其中淘宝、网易、创梦天地、游卡、竞界电竞、爆笑虫子、早晚读书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和优质项目达30余个。
2011年，陕西省与西安市以汉长安城申请设立了国家级大遗址保护特区；2020年又提出在汉长安城创建国家文化公园的申请。“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文化战略和文化建设的新形式、新载体。它是一个类型集合概念，不同的国家文化公园各有自己的文化主题定位。”在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李骊明看来，中国的文化公园主题定位要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和价值系统，展示中国形象和中国高度。“对于汉长安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定位，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我们认为最能体现国家文化战略和汉长安城资源赋存比较优势的主题是‘汉长安城国家古都文化公园’。”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可以和考古遗址公园无缝对接的文化工程模式，它有一套规范和主体功能分区的要求。这种模式不但适合线性的文化遗址，更适合面积巨大的圈层结构的片状文化遗址。”李骊明表示，国家文化公园的突出特点是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保护和综合性开发，其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划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我们确定了汉长安城大遗址的模式、主题、文化内容和发展策略后，将会结合这里的文物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资源类型、周边自然人文条件、配套设置等具体情况，进行严谨的系统化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