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这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全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舞台艺术作品，成为这场历史性战役中不可或缺的文艺力量。
然而，面对一致的目标、熟悉的人物、相似的路径、相同的结果，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怎样才能成为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精品力作，值得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深思。
沉下心来深入生活
现实题材创作难，而脱贫攻坚题材这类重大主题创作更是难上加难。有剧作家曾开玩笑说，脱贫攻坚题材是“瓷娃娃”，不好写。如何使“瓷娃娃”成为真正的“金娃娃”，如何以艺术质量赢得观众，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做到的，是摒弃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沉下心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 民族歌剧《扶贫路上》剧照
在创作过程中，火热的生活总能拨动艺术创作者的心弦。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的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数次深入广西百色采风，反复调整剧本10余版，不断打磨、精进。听到年轻的“第一书记”黄文秀遇难的消息后，该剧编剧、总导演田沁鑫不顾可能遇到洪灾的危险，再次带领主创团队深入百色，在黄文秀遇难地点实地考察，到百坭村了解黄文秀的感人事迹。“看到黄文秀的照片，读到她的日记，听到她的故事，我能想到的是她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姑娘，值得我们为她好好写个故事。”田沁鑫说，创作《扶贫路上》的过程，是一次向人民学习、被人民感动的过程。战斗在脱贫攻坚战一线的干部群众，赋予了《扶贫路上》最大的灵感与最深的内涵。
▲ 河北梆子《李保国》
河北梆子《李保国》总编剧孙德民一直在农村保留着生活基地，40年来，每年都要在那里走一走、住一住，他和那里的农民结下深厚、真挚的友谊。在他们身上，孙德民真切感受到农村的变化、命运的变迁，了解到他们的渴望、诉求。孙德民说：“生活不仅给了我创作的素材，也坚定了我作为剧作家的责任和担当。”
“不少剧目给人不真实的感觉，其原因可能是编剧没有真正深入生活。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剧中人物又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中间都存在哪些生活矛盾？缺乏细节、脱离生活的脱贫攻坚题材作品，其故事只能是空中起楼阁。”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静波说。
知名导演李伯男也谈到，突破脱贫攻坚题材创作的同质化困境，突出时代特色，首先要扎根生活，“找到我们所要表现的对象的深层次的精神困境、精神需求、精神冀盼。创作者要从简单讴歌的刻板思维中解放出来，对时代进行整体、立体、具体的观察，使作品具备独立的思想光辉。”
“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必须要沉入现实深处，在戏剧叙事中展现一种历史的逻辑、时代的必然，甚至站在时代最前端，敏锐捕捉时代风向。”青年评论家徐健认为，创作主题越是重大，其产生的影响越是深远。作品不能浮在素材表面，仅仅满足于对现有素材的“故事化记录”，否则就将这个主题变得狭隘、肤浅了。
题材和表现方式要“合槽”
在剧作家罗怀臻看来，脱贫攻坚题材的故事发生在老少边穷地区，较之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地方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特色也更鲜明。这一特点，就给了带有地域特色的不同剧种大显身手的机会。“脱贫攻坚题材是最适合戏曲不同剧种来表现的，但我们的一些创作有着泛剧种化的趋势。这些作品罔顾地域文化特点，或只使用常规的舞台表现方式，或选择与题材并不相契合的剧种，甚至于有些剧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只能事倍功半。所以，在讲述地域故事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选择表现形式，如果剧种选择得当，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罗怀臻说，任何剧种都不是万能的，其局限性恰恰也是其特色所在，其风格魅力也可能是自己的短板，所以在创作中要顺向创新，不要逆向创新。
除了题材与艺术门类的契合外，作品中人物设置与演员气质、行当特色也不应相互冲突。一位评论家向记者提起，某部脱贫攻坚题材戏曲作品的主演，其行当和形象气质与剧中的扶贫干部有些差距。演出时，台下就坐的戏迷和观众异常冷静，掌声也几乎是礼貌性的。演出结束谢幕时，在观众的一再要求下，主演唱了两段自己的拿手作品，台下瞬间沸腾了。
此外，题材内容与舞台质感也要“合槽”。“我们一些创作者，为显示对题材的重视，往往会将剧目大制作化，以奢华去表现扶贫几乎成为风气。这与我们的初衷是严重背离的。”罗怀臻说，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一定不要泛大制作化。
突破模式化的英雄形象
“人”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核心要素。人物形象立住了，作品就立住了。随着时间流逝，观众或许会淡忘小说或戏剧的故事情节，但仍会记得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而这些经典形象身上最具标志性的特质，往往也是时代打下的烙印。因此，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走向经典，必须写出人的深度。
▲ 豫剧《重渡沟》剧照
在创作豫剧《重渡沟》时，主演贾文龙没有一味地拔高主人公马海明。舞台上的马海明活泼灵动，甚至有些许顽劣之性，有七情六欲，像几乎所有基层干部那样有升迁、进城的愿望，但又是有责任感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认为，这样的马海明突破了舞台上一般的英雄形象模式，如此才显得可亲、可敬，具备强烈的戏剧效果。“在《重渡沟》创作过程中，围绕马海明形象的塑造曾经有过一些争议，一度有人担心让马海明挂着照相机到处拍照，并且热衷于参加摄影比赛，是否会有损于扶贫干部的形象，马海明的表演是否应该更正气凛然。显然，‘样板戏’时代英雄模范人物塑造的‘高大全’思想，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演出。面对质疑，河南豫剧院三团和主演贾文龙坚持了选择，于是才有了舞台上这位鲜活的‘马海明’。”傅谨说。
在罗怀臻看来，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在塑造人物时，应避免“泛道德化”。“这些模范先进人物都是高尚道德的承载者，他们通常都是不顾个人幸福、漠视家庭关系，在感情、爱情、亲情方面比较冷漠。这样的人怎么就能单单对扶贫工作这么热衷、投入，富有牺牲奉献精神？这肯定说不通。真正的模范先进人物，必然是有大爱的，他们爱家庭、爱亲人、爱生活、爱工作。作品中人物行为的因果关系必须要明确。”
套路化创作不可取
中国不缺乏生动的故事，在广阔的农村大地上尤其如此。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走向经典，不仅在于故事讲述的主体，还在于讲述故事的方式。
“在我所见的有限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扶贫干部、‘第一书记’或优秀共产党员、技术能手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虽是真人真事，但却不好看、不感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图解政策，对扶贫工作和脱贫攻坚概念化、简单化处理。像惩治村霸、祛除陋习、治理环境、改造危房、修路引渠、对接外贸、接引项目等，一桩桩一件件，把扶贫干部塑造成法宝众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会儿苦口婆心，一会儿运筹帷幄，还有与家人因工作无法团聚、带病坚持工作等生硬的套路，都是难以打动人的。”青年评论家郑荣健说。
在郑荣健看来，在面对贫困之时，人怎么做往往只是结果，人们关心的、好奇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做。“脱贫攻坚题材的创作不能仅限于现象的罗列，贫困带来的恶劣生存环境，要投射到人的内心，才能建立起人与贫困之间的戏剧关系；围绕人而不仅是事所展开的扶贫，才更具有‘人类的贫困与发展问题’的普遍价值，因为它们更容易挖掘到根源，更容易集中。”郑荣健说。
“脱贫攻坚题材创作的基础，首先是有现实生活的原型，即扶贫成功的一个或几个范例。再由创作者提取典型环境、典型事件、典型人物。以现实为基础进行的艺术创作，必然要面对因何致贫、如何脱贫等具体问题，也存在真实而性格多面的人物，避免套路化的现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是，乡村逐渐空洞，人口在往大城市聚集，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乡村就地脱贫背后，其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弄清了现实逻辑，这类作品才有创作的现实基础。”王静波说。
“脱贫攻坚题材舞台作品应该是艺术品，而不是宣传片。创作者应该有独特的表达、独特的方式、独特的样式，要在创作上下功夫。”罗怀臻说，文艺工作者应该抓住机遇，为这个时代留下诚意的创作，留下能够折射这个时代的纪念碑。通过对当下现实生活的介入，推动艺术与时代的融洽。
正如罗怀臻所说，时间是最好的评论者，了不起的作品必须有着跨越时代的生命力，真正的经典建立在它对时代脉搏、时代精神的把握和超越上。创作者不仅要面对现实，积极完成 “培根铸魂”“画像、立传、明德”的任务，更应该有长远的使命和担当，争取创作出真正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寻求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