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非遗商标，守护中华文明

一纸通知书，把宝研堂公司拖进了非遗商标之争的泥沼。

2020年9月，马强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通知。根据文件，上海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以连续3年不使用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撤销“宝研堂”商标在第16类“杂志（期刊）”等全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注册。依据相关规定，宝研堂公司需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提交近3年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使用证据材料，或证明存在不使用的正当理由。

宝研堂公司产品很受欢迎，商标使用频繁，网上也能查到相关信息。到底是谁，为了什么要质疑公司商标效度呢？马强很快就反应过来：数月前亚洲某国有家同名公司联系宝研堂，希望能够买断公司商标，以便将该国同类产品带入中国市场，马强当即回绝：“传承百年的非遗老字号，不卖！”结果该公司并没罢手，而是委托该国知名律师在中国注册的咨询公司，提起撤销商标申请。马强认为这就是中外砚台商标争夺战的源头。

如何应对？公司内部出现争议。最有力的证据是公司业务记录，但其中涉及与大客户的往来信息，公司多位管理者都认为这是公司机密，不宜泄露。可是商标不保，别说产品资质受限，还会牵连易水砚制作技艺的传承发展。相持之下，马强力排众议，迅速组织收集关键材料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马强表示：“不打赢这场商标保卫战，百年老字号就要易主，中国制砚界再无宝研堂，唯有破釜沉舟。”

3年交易记录、合同发票、产品设计资料，以及报刊杂志登载信息、广告投放等一应俱全，涉及技艺和设计手稿等部分也有复印件。2020年11月7日，宝研堂公司按期提交了材料。

等待国家相关机构的核查期间，马强没有一天踏实。更令他痛心的是，像这样“自己证明自己”的事件已经不止一次。马强14岁跟着父辈学习制砚技艺，曾代表河北省参加过许多国家级赛事和活动。2012年，马强被文化部正式认定为易水砚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谁知不久后，“马强”二字被一家文化公司注册为商标，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答辩，多次向商标局递交申请，马强才拿回自己的名字，拥有了作品署名权。这一事件让马强充分意识到商标对非遗产业的重要性，2016年，为了让“宝研堂”不被抢注，马强牵头注册了中国宝研堂易水墨砚文房公司。没料到数年后，合法合规经营的公司还是要证明“我是我”。

好在公正自有决断，2020年12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发布处理决定：宝研堂公司提交的证据有效，驳回撤销“宝研堂”商标的申请。

“非遗传承需要几代人付出努力，这样的无形资产不能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还需意识到市场风险。面对侵权，坚决回击。”马强说。

非遗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利、著作权等，对此提出异议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商标局予以受理，部分上诉到法院的则形成案例。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147个指导性案例中，涉及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有3个，主要涉及侵害商标权、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这也是目前我国非遗产品“闹官司”的主要案由。

从法院裁判要点和众多行政处置中，非遗产品的部分争议问题正逐步厘清，如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名称概念能否成为商品通用名称、传承人的权利在使用商标上的体现、民间文艺衍生作品受法律保护等，均有案例作为参考。即便如此，几乎没有非遗传承人愿意上法庭，知识产权纠纷也并不因有案例而减少。近年来，围绕非遗知识产权的争议数不胜数，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外在表现，根本在于侵权易、确权难、处罚力度不够。

依据现行法律，商标有效期10年，外观设计专利有效期20年，著作权是自创作者逝世后有效期50年。然而，一门非遗技艺，靠师承、子继延续，往往传承几代。如宝研堂背后的易水砚制作技艺到现任传承人马强手中，已经是第七代，堂号历史已逾百年，其非遗产品知识产权该归谁所有？代际延续之间能否过渡？这些始终是争议点。此外，非遗项目中大量群体性传承的习俗或技艺，确权更是难上加难。

知识产权主体一旦模糊，侵权者就有缝可钻。确权难进而引发法律判定的一系列问题，一方面众多传承人无法以充分的证据证明非遗产品的显著性或知名度，造成取证难。另一方面，传承人或是缺乏维权意识，或是缺乏维权渠道和相应法律资源，面对被侵权、不正当竞争，常常处于被动位置，导致维权不易。

进入市场的非遗产品何去何从？怎样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如何让非遗产品销售真正助益非遗传承，助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路途茫茫，任重道远。

国家知识产权局不予撤销宝研堂商标的通知，宣告“宝研堂”属于中国，宣告传承百年的非遗老字号根基稳固。然而，频频发生的侵权现象不断给非遗传承人敲响警钟：要想摆脱被模仿、被剽窃、被歪曲的怪圈，必须善用知识产权。而像马强一样，不少非遗传承人在拥有企业经营者的身份后，越发体会到，非遗产品每深入市场一步，与消费终端的距离就近一步，与同类产品的竞争性就强一分，相应的知识产权价值就大一分。

客观来讲，市场能够给非遗更大的传播空间，通过产品将技艺物化也是活态传承的有效手段。但市场的逐利性与非遗内涵的文化公益性有天然冲突。而非遗技艺一旦产品化，就由公权转为私权范畴，除非涉及公共利益，很难再诉诸政府保护，市场问题还需市场手段解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曾就打了10多年官司的“汤瓶八诊”商标争议案件做出评述：在保护模式上，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模式在非遗的保护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在非遗保护问题上，我国鼓励和支持开展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传播，并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方式促进其传承和传播。非遗的公共性自不待言，因此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同时，由于公法保护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私法的保护亦必不可少。非遗的传承和商业开发利用等也需要借助于著作权法、商标法以及专利法等法律的综合保护。

的确，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不是单项法律问题，而需行政、法律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层面共同发力。

关于令业界头疼的确权问题，有专家建议，可以采用“多层次认定权利主体”的办法对非遗的产权主体进行认定。“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具体传承人、留存该传统知识的民族或社区、国家或相关职能部门3个层次来认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权利主体。可以将非遗产权作为试点，逐步扩展文化资源产权认定的适用范围，就有可能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资源产权认定的中国道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董雪梅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传悦众（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秦智勇认为，非遗保护和利用正蓬勃发展，非遗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重要。非遗传承人进入市场，首先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用好知识产权，避免亡羊再补牢。同时，在著作权层面的纠纷还可尝试通过文化执法等行政手段予以解决，这相应也要求相关部门提高专业素养或有较充分的专业支撑。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公司旗下的中传新文创（IP）平台已能够采用数字暗水印等最新技术，在溯源、确权、侵权监测、侵权证据固定等方面保障用户合法权益。这些如果纳入非遗产品开发程序，将加快解决确权问题，让知识产权真正成为非遗从业者的护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