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垮流年
纳雍县化作乡安大垮村帮扶干部 周春荣
到村办，听驻村干部说，某某农户死了，贫困户减少了一户。
村干部说的是“一人户”——也就是说，一户其实就是一人，一人就是一户，人死了，贫困户台账上自然就减了一户。
脱贫攻坚是重担，台账上少了一户，按说担子自然就轻了一丁点。但我没这么想。
我想的是，这个“一人户”怎么就去了呢?脱贫攻坚所催生出来的水电路等等优越条件他可还没好好享受，他应该等到全国彻底宣告脱贫才走啊，至少。但是，他确实去了，带走了他自己，以及依附在他自己身上的“贫困”两个字。
这个“一人户”不是我包保的对象，我没有见过，但是，他的死却顽固地让我想起“享受”“尊重”等等词语。尽管他曾经享受了新时代裹挟而来的优越，他的生命也曾经受到了包保干部和惠民政策的足够尊重，只是，生死无常，人去户销，规律罢了。
之前，我知道安大垮村已经死了好几个人，死在好日子的曙光来临之前，尽管他们的名字已经因为死亡而从户籍中删去，但他们来不及享受的好日子还有他们的后裔继承着，自然不比这个刚刚死去的“一人户”。
我第一次介入安大垮村，是2015年。
2015年5月5号，我和民革纳雍县工委主委郭正权在安大垮村开了一个院坝会，召集村民代表，商议种果树。也是那年的冬天，果树苗来了，我们又请来果树专家教打坑、教种苗，963多亩果树后来全种下去了。我以为，尽了民革的一份力，也就算尽了人事，却没想到，安大垮后来竟然会成为我的帮扶联系村，其中6户贫困户竟然与我结成了帮扶对子。
……
结对帮扶安大垮村，一个冬夏之后，又是一个冬夏，眼见营上坝子的梨花开了，结果了，转眼又是另一遍的开花、结果。逝水流年，时间过得真是快啊。
我记得清楚的是，单位联系安大垮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后，我与副主任谢彦春第一次去走访他包保的贫困户蔡运喜时的所见。
那是夏天。头几天才下过雨，湿度不小，空气中还蒸腾着不太明确但却存在的水汽。村干部把我们带到一个圈坑旁，我看到了圈坑里的稀泥以及搭在圈坑上空的遮雨薄膜。圈坑四围的墙体是石头砌筑的，一面的石缝里横插一根木棍，木棍上挑着一包裹，摸上去有些润，就像刚从甩干机里取出来的样子。村干说，包裹里是衣服之类的东西，杂七杂八的，不值钱，送人也没人要。再问蔡运喜的人，村干说，他行踪不定，要遇到他，得碰运气。
这个景况，让我震惊，后来的改变，更让我震惊，因为他已经搬出圈坑，住进了政府出钱修建的平房。
前不久，谢彦春让我帮他捎个材料去蔡运喜那里装连心袋。蔡运喜是一个人住，我没把握能够遇上他。到了他家，我试着敲门，他居然在家。他的屋子虽然离原住的圈坑不过百米，但两地之间仿佛隔了好几个朝代——圈坑时代，我想把它对应清末，就算次一点说，也应该对应解放前;平房时代，对应的自然就是当下。这样想来，应该说，他只用短短几年时间，就走完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我为他高兴，他更应该为自身高兴。
我对蔡运喜说，我是替老谢来的，他说他知道，随口就说了老谢的好——床上的新棉絮是老谢给的，床下的鞋、厨房的碗，也是老谢买的。其实，他无法也不可能延伸去想象老谢具体干啥子工作，但在他的屋子里，在他所能抵达的生活圈子里，老谢和他的一切交往、对他的种种叮嘱，他都有数。
蔡运海是蔡运喜的同辈本家，是我包保的对象。
蔡运海家住在蔡家寨的最高处，一条水泥路直通他家门前。这路以前可是泥巴路，去一次，鞋底就脏一次，回家得用刷子慢慢刷，才去得净那些顽固的泥。我把这件难事说给村里，村里重视，争取了资金，给他把泥路处理了。
有一次回访蔡运海，他正在水泥路口烤酒，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用瓢舀水去淋冷却筒。那是个铝质的酒甑，每次能上料五十斤。酒甑外接冷却筒，一根进水管不断充水(冲水)，酒蒸汽遇冷成酒，源源不断流进酒坛。因为酒蒸汽的热与冷却筒的冷不平衡，他才舀水补充冷却。
我转到他家里，看到床头有唐诗，问他：“你爱看书?”
蔡运海似乎觉得农民看书是件不务正业的事，于是有些不自信地说：“白天不得闲，就晚上歇下来的时候看看，慢慢看，慢慢想，也稍微懂一些……”
我承诺：“那我送你一本，我写的。”过不多久又去他家，我给他送去了我的散文集《秦关冷月》。以后再去，他悄悄告诉我，送他的书，他都看一半多了。我觉得，像他一样还剩下一点读书信仰的农民已经不多，他是另类，我喜欢。
两孩子在外读书，妻子和另一个孩子在外打工，蔡运海是这个家里的留守，忙了地里忙家里。我每一次去，尽管他的院子干净，他也自责：“我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脏兮兮的，不好意思了。”说完，他就带我去看他种在院子前面的菖蒲，“我经常用水冲院子，种了这个，它吸水，多余的水，它都吸干了。”感觉得出，这是个有想法的农民，爱琢磨，脱贫肯定不是问题。为了鼓励他，11月5号那天，我又给他弄了一个床上四件套过去。
陶兴华是后来追加给我包保的贫困户，人是个“多面手”，会泥水工，会木工，会石工，每次去他家，他都在忙碌，或砌墙，或糊墙，或砍炕梁，围在身上的围裙似乎从来没有解开过。他种洋芋，种辣椒，接他人的泥水工活，也干自家的泥水工活，总之，他不让自己闲着。他把我给他买的回风炉搬回家，一直舍不得使用，平时都用原先那个老炉子。
每次到陶兴华家，他再忙也要出来招呼，双手在围裙上擦一把，就搬凳子让坐。我经常带着同事去他家买他的鸡蛋，他不多收，内心老是怕这些城里干部吃亏。有一次，他还把我拉到旁边，悄悄给我说：“我给你装一袋洋芋拉去吃，反正车空着也是空着——你不要担心，我今年的洋芋收了一万多斤……”我摆手，摇头，最后逃也似地离开了他家。陶兴华这人有意思，直爽，客气，憨厚，如果我在农村生活，就愿找他这种人做邻居。
江斌不是我包保的，但我去看过他。我们几个民革党员建了个爱心群，你三百我两百地凑份子钱注入，然后买米买油去送那些因病因残而可能掉队的农户，江斌就是其一。
江斌夫妇都是残疾人，重活干不了，加上两个孩子都有智力障碍，一家人过得焦虑、忧愁。政府花钱给他建了厨房，挺亮堂的，他高兴，但我却有些担心——四口之家，每人几乎都有身体上的问题，不要说看病，单单就是吃饭问题也够呛。我们给他送米时和他交谈，发现这小伙健谈，阳光。我很难想象，他到底压抑了多少辛苦与艰难，才释放出了那种藐视一切的自若?
2019年7月，一贯与我们联系的贵阳浙江瑞安商会要在纳雍扩大贫困生资助范围，我马上想到了安大垮，想分一杯羹与它。我让驻村第一书记詹鸿渐摸底，结果8名高中生全部得到了资助。我也知道，安大垮之外的村也依然不乏需要，但因为这是杯水车薪的事，我也无法。
2019年7月，《扬子晚报》的孔小芳与我联系，想来看望一批山里贫困学生，每个贫困生发一个红包，结对一名南京过来的中小学生。我第一时间把这个事放在安大垮落实，因为这种事无法普惠，所以我作了别无选择的选择。
到了8月8号那天，南京的爱心人士来了，南京学生也过来了。之前，南京方面已经按我们提供的名单备好了红包。临到往安大垮赶的途中，詹鸿渐电话告诉我，说村里一个贫困生想要参与这次活动。如果追加一个人，那么就还差一份红包，我想也没想就说，这个(红包)算我的份。那时，我考量的是，我不能因为一个红包而挫折了一个懵懂少年的内心。
能做的我都在尽力。只是，毕竟再怎么，脱贫的主体依然是群众自己。
我小时候放牛，牛不期然吃了包谷苗，我就以为那包谷苗再也还不了魂。殊不知，过得一阵子再看那包谷苗，它竟然长出来了。经验告诉我，对包谷苗，只要不是连根拔起，重生就还有希望。
因此，我想对村里的贫困户说，做棵好苗子吧，哪怕一时遭遇了啥子的，只要不是连根拔起，肯定也有出头日子。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村干部说某某(一人户)死了的事情——人都死了，就如同一株包谷苗连根拔起，重生，自然不可能的了。
逝水流年。
帮扶安大垮已是经年，认识的人，见过的事，都不少，想一一说来，断然不行，也说不完。那么，也就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