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龙在天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龙”纹彩陶盆的天文考古学解读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执行馆长 李宝宗
2021年1月1日
“马家窑文化交流群”诸位群友：
大家晚上好！
能够在2021年1月1日元旦节晚上，受邀在“大咖”云集的“马家窑文化交流群”里，就我们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珍藏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龙”纹彩陶盆上的“中华第一飞龙”（石兴邦先生题词）图案，为大家举办一场有关“华龙探源”方面的学术讲座，以就教于各位方家，本人倍感荣幸！
大家知道，在我们这个有着充分的考古学证据的，至少具有六千年龙文化的中华文化中，龙始终是一种恒久而普遍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正是由于这种恒久而普遍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中华儿女才得以自豪地宣称——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龙的传人！
那么，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对“龙”这种动物界并不存在“神圣动物”的来源问题，又有该作这样的理解呢？
1、中华龙的天文学起源
关于龙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有猪龙说，马龙说，蛇龙说，鳄龙说，鱼龙说，更有诸种动局部肢体杂凑说——所有这些说法，我都读到过，但给人的感觉，则总是那么似是而非，那么相互矛盾，那么越说越糊涂。
冯时先生在《中国古代天文考古学》中，通过对一系列田野考古和文献考古材料的天文学解读，告诉我们——中华之龙，源于黄河中游东段（即中原地区）史前（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期或者更早）先民在“观象授时”活动中，对东方“苍龙七宿”连线之想象性图形。其中新宿二，即大火星，在黄昏时分出见于东方地平线之上空时（昏中），恰值“春分”，先民们就根据这个“象”开始放火烧山并播种粟、黍。而且从春分开始，也是隆隆[lóng]雷声开始出现的时候，因此，先民们便将东方“苍龙七宿”之想象性图形拟形拟音为“龍”[lóng]。甲骨文“龍”字，即是先民们对东方“苍龙七宿”想象性构图之拟形与拟音。
图一 四象二十八宿星象图
图二 东方青龙七星图
冯时先生在《中国古代天文考古学》中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天文学把全部天空分为五大天区，即中央天区加四方天区。又称中央天宫和四方天宫，合称“五宫”。
地球自转轴北端的延长线，指向中央天区的中心“北极帝星”，即“中宫天极星”（《史记·天官书》），其神“北极天帝”，即华夏神谱的至高神“北极帝君”、“紫微大帝”。
中央天区围绕“北极帝星”旋转的“北斗七星”，是“中宫拱极星”（《史记·天官书》），其神“北斗猪神”，即华夏神谱的次高神“北斗星君”、“天蓬元帅”。
随着地球的公转，北斗斗柄每天顺时针旋转1°，因而具有指时功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鹖冠子》）钟表的时针，正是仿效北斗斗柄。
北斗斗柄除了具有指时功能，又指向苍龙七宿的第一宿“角宿”。亦即《史记·天官书》所言：“北斗七星，杓携龙角。”
“北斗猪神”之所以成为仅次于“北极天帝”的“天蓬元帅”，正是因为北斗七星除了自身围绕“北极帝星”旋转，又以“杓携龙角”为标志，携带二十八宿和全部天象，围绕“北极帝星”旋转。
由于北斗斗柄指向苍龙七宿的第一宿“角宿”，所以“角宿”成了二十八宿的第一宿，苍龙七宿成了四方天宫的第一宫。
中国龙源于苍龙七宿的最早证据——距今六千五百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地——西水坡墓地的蚌塑，把标示苍龙七宿的龙形，标示白虎七宿的虎形，标示北斗七星的斗形，置于同框，是东宫七宿被拟形为龙的最早证据。北斗斗柄指向龙角，完全符合《史记·天官书》所言“北斗七星，杓携龙角”。
图三 苍龙七宿的静态表达：河南濮阳西水坡M45的北斗龙虎图（前4500）
2、中华龙的两种表现方式
在史前文化中，对于苍龙七宿有静态、动态两种表达方式：
一、濮阳西水坡的蚌塑龙，对应苍龙七宿的连线，是苍龙七宿的静态表达。
二、龙山文化及其以后的衔尾龙，对应苍龙七宿的旋转，是苍龙七宿的动态表达。
图四 史前动态卷尾龍
在上古二十八宿体系中，以及作为苍龙七宿动态表达的“衔尾龙”，传遍华夏全境，于是大汶口东夷族、红山黄帝族、良渚南蛮族，全都制作了衔尾龙。中古夏商周也继承上古传统，全都制作了衔尾龙——
图五 苍龙七宿的动态表达：上古至中古的衔尾龙
3、甲骨、金文“龍”字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特征
中古夏商周对苍龙七宿的动态表达，全盘继承了上古华夏的“衔尾龙”，基本未予改动。因为“衔尾龙”是标示苍龙七宿循环旋转的完美表达方式，除了局部细节的精美化，总体造型没有改进的余地。
但是中古夏商周对苍龙七宿的静态表达，并未全盘继承上古华夏的图像传统和雕塑传统，而是做了重大改进。改进的原因，是文字的出现。上古华夏没有线性的文字，所以龙的静态表达，无论是二维的平面龙，还是三维的立体龙，都是先按照苍龙七宿的连线进行拟形，再发挥想像，做成尽可能活灵活现的平面神兽或立体神兽，所以上古华夏的神龙造型，并不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中古夏商周出现了线性的文字，所以龙的静态表达，首先不是二维的图像或三维的雕塑，而是按照苍龙七宿的连线，造出便于书写的线性“龍”字。
冯时先生的《中国天文考古学》已经证明：甲骨文、金文的一切“龍”字，全都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由此可见，甲骨文、金文的一切“龍”字，都是苍龙七宿之二维分布的简笔画。具有鲜明的共同特征：“龍”字的卷尾，严格符合尾宿、箕宿的连线。
图六 甲骨文（1-7）金文（8-9）“龍”字与苍龙星宿（10-12）之比较
甲骨文金文的卷尾“龍”、夏商周的卷尾龙＝苍龙七宿连线
根据苍龙七宿的连线造出“龍”字以后，夏商周的平面龙、立体龙，又都照抄“龍”字：龙形的卷尾，也都严格符合尾宿、箕宿的连线。
4、夏商周卷尾龙的造型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特征
夏商周的大量平面龙和大量立体龙，都是严格符合苍龙七宿连线的卷尾龙。考古发现的最早一例，是夏代晚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卷尾龙。商周两代，则有无数的卷尾铜龙和卷尾玉龙——
图七 苍龙七宿的静态表达：夏商周的卷尾龙
综上所述，考古发现的上古华夏和中古夏商周的一切神龙造型，全都属于苍龙七宿的动态表达或静态表达：
上古华夏至中古夏商周的苍龙七宿动态表达，都是首尾互衔的衔尾龙，延续几千年不变。
上古华夏的苍龙七宿静态表达，是根据苍龙七宿的连线而拟形的天文神兽，当时尚无文字，为了形象逼真，添加了一些想像性细节，并不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
中古夏商周的苍龙七宿静态表达，由于出现了文字，为了便于书写，不再添加想像性细节，所以甲骨文、金文的“龙”字是苍龙七宿之二维分布的简笔画，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夏商周的平面龙、立体龙也受到“龙”字的影响，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
5、古人已知中华龙起源于苍龙七宿
中华龙起源于苍龙七宿，并非现代考古的新发现，而是古代固有的天文知识。
首先，古人早已知道，中国的四方神兽，源于二十八宿的四宫连线：
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尚书·尧典》孔颖达疏）。
其次，古人早已知道，苍龙七宿的宿名，严格符合龙体的各个部位：
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共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颖达疏）。
苍龙七宿的角宿、心宿、尾宿等所有宿名，分别对应龙体的角部、心部、尾部等所有部位。这是中国龙起源于苍龙七宿的又一系统证据。
6、后人为何反而不知中华龙起源于苍龙七宿？
既然古人早已知道中华龙起源于苍龙七宿，为什么后人很少知道？
首先，汉字的字体演变，导致“龙”字不再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
尽管甲骨文、金文的“龙”字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但是商代甲骨文和刻有金文的商周青铜器，都是最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在此之前的司马迁、许慎、段玉裁等人，全都没有见过。随着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简体等等字体的演变，秦汉以后的“龙”字，逐渐远离了甲骨文、金文的“龙”字，不再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所以两千年来，中国龙起源于苍龙七宿的第一硬证无人知晓。
其次，中古夏商周把天上的神龙，视为天子的象征物。
中国天子的至高权威，导致大部分人无条件接受官方教条，相信龙是天子的象征物。因为关于天子的一切，都不可追问。臣民只许知道龙是天子的象征物，不许追问为什么龙被定为天子的象征物。即使有人追问，也没人告诉你：龙之所以成为天子的象征物，是因为苍龙七宿是领衔二十八宿四宫的第一宫。所以龙的象征新义，遮蔽了龙的天文初义。
最后，不知神龙源于天象的人们，热衷于为天上神龙寻找对应的人间凡兽，遮蔽了龙的天文起源。
中国的四大神兽，源于二十八宿四方天象的连线，其中的朱雀、白虎、玄武（龟蛇合形）都能找到对应的人间凡兽，只有青龙找不到对应的人间凡兽。但是龙在中华文化中的独一无二地位，导致很多人热衷于让天上神龙落地生根，做出了种种猜测，比如龙起源于蟒，起源于蛇，起源于鲵鱼（娃娃鱼），起源于鳄鱼等等。这些猜测尽管缺乏说服力，但比“龙起源于苍龙七宿”更有迷惑性。
以上多种原因的合力，导致大多数人只相信龙的象征新义和附加新义，不相信龙的天文初义。即使有人知道古代文献记载了中华龙的天文起源，也视为个别古人的一家之言或主观臆测。于是“龙象征天子”，“龙是虚构的神话动物”，“龙是各种动物的合体”之类传统说法，“龙起源于蟒、起源于蛇、起源于鲵、起源于鳄”之类现代猜测，成了人云亦云、将信将疑的“大众常识”。
现代考古的伟力，并非发现中华龙起源于苍龙七宿（因为古人已知），而是通过发现甲骨文、金文的“龙”字严格符合苍龙七宿的连线，通过发现上古至中古的一切中华龙都是苍龙七宿的静态表达和动态表达，使“中华龙起源于苍龙七宿”成为了铁证！
07、仰韶文化四条龍，两条在“华博”！
仰韶文化，是炎黄文化，彩陶文化，也是龙文化。仰韶文化目前发现了四条龙，分别为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鱼龙”（图八），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鳄龙”（图九），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绘制在彩陶盆上的两条“鸟龙”（图十）。
图八 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鱼龙”
图九 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鳄龙”
图十 郑州华博藏“鸟龙”纹彩陶盆（热释光检测其年代为6200±600年）
这件鸟首蛇身彩陶盆高22厘米，口径32厘米。口沿内侧绘宽1厘米黑线一周。口沿上有四组图案等距离分布、两两对称，每组图案由圆点、双竖线、弧边三角形组成，其中一组为三竖，多出的一竖单侧带三角形倒钩。口沿下至盆腹中线之间，绘右向“鸟首蛇身”（节状蛇腹）鸟龙两条。一条四翼，长60厘米；一条三翼，长38厘米。两条鸟龙的鸟喙前，各绘直径1.5厘米圆点一个，好像代表太阳，给人以飞龙逐日的观感。鸟龙之下，绘0.5厘米宽黑线一周，好像地平线似的。
2010年5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位研究员在郑州看了这件“鸟龙”纹彩陶盆后说：“这件东西，和写进大学教材的人面鱼纹盆相比，价值要高得多；人面鱼纹盆有七八个，而鸟龙纹彩陶盆则仅此一件。况且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出现，意义更是非同一般；大家都说我们是龙的传人，但在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中，龙的形象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这是唯一的物证；这件东西应该放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展出，应该让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们都能看到它”。
受其启发，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认为彩陶盆纹饰可能反映了传说中的炎、黄关系。文章大意如下：传说炎黄二帝为“人首蛇身”，是三皇之首伏羲的两个儿子。他们为同胞兄弟，即“炎黄同源”。
炎帝部族的一支，可能以凤（鸟）为图腾，如《山海经》载：“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黄帝部族的一支，可能以龙（蛇）为图腾，相关文献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人面蛇身”、《淮南子·天文训》“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兽黄龙”等等。
传说炎黄进行过大战，最后黄帝战胜炎帝。胜者黄帝氏族为了笼络炎帝氏族的人心，便将炎帝氏族以凤（鸟）为图腾的旗帜与自己氏族以龙（蛇）为图腾的旗帜进行了改造，合二而一。于是，一个新的部落联盟图腾——“凤首龙身”（“鸟首蛇身”）诞生了。“龙凤呈祥”，绵亘千年，我们都成了“炎黄子孙”。这件“鸟龙”彩陶盆，就是炎黄两大氏族融合后为“祭天”而制作的一个法器，它成为一幅记录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事件的历史画卷。
史前学者、考古纹饰学创始人王先胜先生看到后，不同意我根据古史传说进行的解读，他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商榷文章，认为彩陶盆纹饰反映庙底沟类型居民的天文崇拜观念和历法特征。
2011年11月8日，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半坡遗址发掘主持人，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河南省渑池县召开的“仰韶和她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看到该“鸟龙”纹彩陶盆后，非常兴奋地说“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出现，是情理之中的事。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赖以奠基的主体文化，而这个主体文化是以龙为图腾的炎黄部族创造的。”在我请求下石老欣然命笔，为“鸟龙”纹彩陶盆题词：“仰韶彩陶第一飞龙，万分宝贵，堪称国宝，对文明起源研究有巨大价值，极宜珍视”。
该“鸟龙”纹彩陶盆，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如称“中华第一飞龙”（石兴邦）、“彩陶之光”（王仁湘）、“龙之传人之魂”（刘庆柱）、“华夏之徽”（张朋川）、“中国史前彩陶重器”（郎树德）、“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来的又一个重要发现”（许顺湛），甚至认为反映了庙底沟类型居民的天文崇拜观念，为当时所行用的大火历的历法特征，对炎黄传说历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王先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些专家认为，“鸟龙”纹彩陶盆在已出土仰韶文化彩陶中仅此一件，对作为龙的传人的炎黄子孙来说，该彩陶盆具有标志性意义。
田建文根据苏秉琦对庙底沟类型鸟纹演变趋势的分析和排列，认为彩陶盆鸟纹应属于庙底沟类型早期，其年代距今约6000-5500年；从彩陶盆以及鸟的头部和身躯形态看，该“鸟龙”纹彩陶盆应出土于三门峡至渭水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以华山为标志，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的核心区域，当时已是华夏古文明形成的滥觞期。
该“鸟龙”纹彩陶盆面世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文物报》已发表多篇研究文章。《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曾发表《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来的又一个重要发现——关于“鸟龙”纹彩陶盆学术认识的综述》，王先胜在其《中国远古纹饰初读》（学苑出版社，2015）中，将彩陶盆“鸟龙”纹作为仰韶文化尤其是庙底沟类型的代表性纹饰给予介绍，在其《中国上古纹饰初读》（学苑出版社，2016）中，将“鸟龙”纹作为中华龙图发展的重要类型和环节给予介绍。
2018年1月6日，严文明先生通过邮件，给我们发来了关于“鸟龙”纹彩陶盆的文字：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鸟龍纹彩陶盆……从形态看与仰韶文化的泉护一期三段的彩陶盆相像……。按照仰韶文化的分期标准，应当属于庙底沟期泉护类型的晚段。年代与河南灵宝西坡墓葬相当，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3200年之间，与热释光测年相差太大。后者因为误差率过大，学术界一般不大采用。
这件彩陶的花纹比较特别，头部像鸟，身子像条虫。泉护类型的彩陶花纹中常见鸟纹，也有蛙纹、鱼纹、狗纹和蜥蜴纹等。陕西高陵杨官寨的彩陶盆两面各有一只狗或狼，狗的前面都有一个圆点，有人解释为天狗食日。诸如此类，古人是画着好玩，还是包含有什么意思，只能是见仁见智，难以确解……。”
最后，我想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先生，在《三门峡地区仰韶文化资料汇编·序言》中，关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中华文化、华夏文明关系的一段话来作结这个讲座。
他说：在多元一体、满天星斗的中华文化中，以发现于三门峡陕州区庙底沟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满天星斗中最耀眼的恒星。它与同时期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较，不是半斤八两的关系，它是华夏文化的母体文化或者说主体文化。因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而中原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最早的“中国”，应该说就是从庙底沟文化中走出来的。
我之所以要用刘庆柱先生的这段话来作结这个讲座，是因为自2007年我们得到这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龙”纹彩陶盆后，我们对这件“国宝”级文物，对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的理解，在日益加深！
谢谢“马家窑交流群”诸位朋友
在2021年元旦之夜，放弃与家人团聚的宝贵时光，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听我的这个讲座！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执行馆长 李宝宗
2021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