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之前，爷爷身体不太好，一直住在医院里。

今年北京京剧院重排《许云峰》，爷爷是艺术顾问，父亲是艺术指导。从2月开始研究剧本，4月开始排练，6月第一次线上演出。这部戏对北京京剧院和谭家都有重大意义，既是剧院给党百岁生日的祝福，也是对谭派艺术的继承和弘扬。

当年，爷爷那一代创排的《红岩》是一部大群戏，人物多，角儿也多。1984年，阎肃、汪曾祺等参与创作京剧《红岩》，爷爷、马长礼、张学津等名家主演。每个人物都展示绝活儿，搁到许云峰身上的戏份就没那么重了。这次复排，对许云峰这个角色有所突出，父亲和我出演许云峰，老生名家杜镇杰饰演徐鹏飞，马派老生领军人朱强饰演华子良。

前期研究剧本的时候，父亲有想法都会跟爷爷沟通。《许云峰》首演后，爷爷突然跟父亲说：“我总觉得对不起你们。”父亲赶紧问：“您这是怎么了？”“《许云峰》这戏，我也没帮上什么忙。”爷爷说。其实我知道，爷爷对这个戏、对我，心还是挺重的。

爷爷刚离世那段时间，我特别“纠结”。两天之后，我脑子还懵懵的，手一直抖，不愿意相信爷爷走了。但是，10月11日、12日还有《许云峰》的两场演出，我要保持自己的状态、调整自己的心态。心里特别难受，却不能放声大哭，因为一哭出来，嗓子就完了，声音就不受自己控制了，高音就上不去了。但是戏中还是有很多词会让我想起爷爷，比如唱到“亲人呐，也不知今生能否重相见”的时候，台上的我内心在翻滚。

第一场演出谢幕的时候，底下观众除了热列的掌声和叫好声之外，还有人在喊：“谭正岩好样的！”当时我控制不住，眼泪就下来了，但是还得忍着，因为第二天还有场演出。家族里的一个妹妹站在侧幕边上，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我冲过去拥抱她；她很理解我当时的状况，跟我说：“哥，我知道你一直忍着呢。”那一刻我真控制不住了。回家之后，我一直为第二天的演出调整状态，其实第二天嗓子还是有点哑了。

现在，我只能用一个说法安慰自己——爷爷见到重孙子了。这是爷爷一直以来的愿望。我跟爷爷说过，等您把身体养好了，只要我儿子能站起来，就合拍一张照片。爷爷5岁就和他父亲——我的曾祖父谭富英先生同台演出《汾河湾》。爷爷饰演薛丁山，曾祖父演薛仁贵，留下了一张射箭的照片。我跟爷爷说，只要我儿子能站了，一定要拍一张那样的照片。

这次《许云峰》演出之前，有很多人说这时候我应该在爷爷灵前守孝，把戏回了。他们也是好意，但是我觉得爷爷更希望我把这出戏演好。

“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家训。国家有事，谭家人从来是奋不顾身的。1952年，爷爷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京剧队赴朝鲜慰问演出3个月，当时他祖父谭小培先生已经病危；1953年冬天，曾祖父谭富英先生再度赴朝慰问演出，去的半路上得知谭小培先生病逝，他赶紧赶回来料理一下后，又追上赴朝慰问演出的大部队，在朝鲜战场上演出了一个多月。

听父亲讲，1976年，他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曾祖父是他们的大媒。当时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曾祖父让他们先去唐山慰问演出，回来再挑日子办婚礼。等他们演出归来，曾祖父却病危，最终故去，没能参加他们的婚礼。

“戏比天大。”爷爷常这么说。在爷爷心里观众是最重要的，一定不能拒绝观众。

我从10岁才开始学戏，可以说是“先结婚后恋爱”，先送进戏校，然后慢慢培养兴趣。学戏之前，谈不上反感也说不上喜欢。当时父母也很纠结，他们深知京剧行业不景气，又苦又累，还挣得少，对我干这行也很犹豫。上五年级的时候，父母问我的意见，说：“如果想干的话，咱就去考戏校。”我当时没有任何犹豫，就说：“想。”然后我就进了北京戏校。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的责任。那时候虽然小，也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但是感觉自己一直在被周围的人“洗脑”，幼儿园、小学老师，周边的邻居大部分是戏迷，一见到我就说：“你是谭家的后人啊，你是京剧的未来，要扛起谭家的大旗呀……”以至于我也觉得自己是为京剧而生的。

对我走上学戏这条路，爷爷没说什么，但打心底是高兴的。从他给我起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正岩，谭派正宗。余叔岩先生是谭鑫培先生的弟子，也是爷爷的偶像，爷爷希望我能像余叔岩先生一样，这其中饱含着多少期许呀。

我和父亲都是读的北京戏校，爷爷是10岁进富连成科班，学戏7年。爷爷形容7年科班就像7年大狱，绝对不亚于电影《霸王别姬》中的严酷程度。爷爷给我讲过他挨打的故事，比如拿刀坯子打屁股，趴在长板凳上，竹制的刀坯子在水桶里泡着，这样打在身上才瓷实。一般要打一二十下，见血为止。爷爷有“特殊照顾”，老师手法好，正着撩一下，反着撩一下，两边就肿起来了，中间一拍，血就出来了，然后就被拉走了。但拉走不是去休息，还得跟着一块练功。还有一种是“两面焦”，拿近两寸厚的木板打手心，手背放在桌子上，上面打得手心疼，下面硌得手背疼。常常一打就是几十下，手张也张不开，合也合不上，顺着手指间滴血。就这样，还得把手在水龙头下冲一冲，接着拿顶、倒立、翻跟头。爷爷说，最不理解、最不合理的一个处罚就是“打通堂”，一个人犯错误一班挨打。

父亲到戏校之后也挨过打，但是跟以前科班比差远了。听爷爷说，那时候在科班挨了打，回去不敢跟他父亲说。他说过一次，得到的回复是：“你挨的打连我的十分之一也没有。”所以，我们挨了打也不敢跟爷爷说，因为知道爷爷肯定有话等着呢。我在戏校确实挨过打，我们的挨打不是体罚，是鞭策。比如，踢腿需要速度快，就会拿棍或者刀坯子撩你脚后跟或腿肚子，你要是踢得快就撩不着，踢得慢就挨了，还顺手打屁股一下。

其实，爷爷对京剧传承的关心从来不只放在自家孩子身上。爷爷很爱才，在电视里看到哪个演员好，直接就把电话打过去了，说：“我看你演出啦，很不错。”紧接着就是一番指点，这里、那里应该如何调整……即便不是自家门里的，也会打电话过去，赞美、欣赏的同时指出不足。

在生活中，爷爷对外人永远比对家人好，把家人的位置放得特别低，对外人特别热情、客气。对我，爷爷不爱表达，尤其不会特别夸奖我。

有一次，我跟王蓉蓉老师演出《四郎探母·坐宫》，当时爷爷和父母在台下看演出。演出结束后，父母先来到后台，说：“演得不错，你爷爷特高兴，刚才还跟我们夸你呢。等会儿你爷爷过来说。”当时我很激动，但激动中还有一丝冷静，因为我知道爷爷从来不当面夸我，所以也没抱太大希望。后来我听到一点嘈杂，感觉是爷爷来了。只听见爷爷挨个儿跟配演、群众演员道辛苦，过一会进了我的化装间，我正洗脸呢，爷爷跟化装间的其他人道完辛苦，我一抬头，爷爷扭脸走了，没理我。我就问父亲：“您不是说爷爷挺满意的，还夸我呢，这是满意吗？”父亲说：“你还不知道你爷爷吗？从来不当面夸人。”

爷爷对我专业上的要求很严。每当我沾沾自喜，觉得演出很成功的时候，爷爷肯定说：“你这是什么呀，怎么能这么来！”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非常严厉。但是，当我台上发挥不好、表演有瑕疵，自己很沮丧的时候，爷爷却说：“挺好的，就是有几个地方不准确，你哪天来家里我跟你说。”爷爷虽然不会教学，但他教育的方式、方法很能成就演员。因为演员需要自信，又不能太骄傲。当你马上要翘尾巴的时候，一盆冷水让你冷静冷静；在你灰溜溜心里没底的时候，也能给你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