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于：爆炸声挡不住为志愿军将士歌唱
讲述人：孟于（歌唱家，原中国歌舞团副团长、第一届赴朝慰问总团文工团团员）
资料图丨孟于
1951年4月，接到赴朝慰问演出通知的时候，我正在随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以下简称“音工团”）组织的“音乐列车”，沿着平汉铁路进行巡演。当时，我们音工团调15人参加赴朝慰问团。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觉得非常光荣，当即返回北京，准备出发。
当时还有刚刚从苏联演出归来的中华杂技团，他们回国走到沈阳时接到通知，50多人的队伍直接赶赴丹东；加上由侯宝林带队的北京曲艺团，三部分共同组成了第一届赴朝慰问总团文工团。此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省文工团分团，组成了500多人的队伍，廖承志任团长，陈沂、田汉任副团长。
穿过炮火到平壤
慰问团在丹东集合，临出发那天下午，我们就遭到了轰炸。当时文工团很多同志是第一次上战场，飞机一来轰炸，就找不到人了——原来他们躲到了桌子底下。我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比较有经验，赶紧把他们拉出来，跟他们讲：“绝对不能躲到桌子底下去，要往空旷的地方站！要不然房顶炸塌了你会被压在里头，爬都爬不起来。”
当天，我们接到通知，夜里12点出发，不一会儿，又通知我们不走了，因为鸭绿江桥被“联合国军”炸了。工程兵正在抓紧抢修，我们等待命令——如果能修好就继续走，修不好就不走了。我们把所有要带的东西都穿在身上，严阵以待。终于，到了夜里1点多钟，我们接到通知，可以出发了。
于是，几十辆卡车摇摇晃晃从刚修复的鸭绿江大桥上驶过，进入朝鲜境内。夜色茫茫，远处不时闪烁火光。突然，照明弹就在路前方爆炸，车队马上左右散开；紧接着，敌机开始俯冲扫射。眼前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亮，司机尽全力躲避敌人的子弹，车身也随之剧烈摆动。我们在车里，一手抓住车、一手紧紧抓住身边的同伴，生怕随着剧烈颠簸或急刹车被甩出去。大家都不敢出声，也没人敢说下一枚炸弹不会落在自己身上……就这样，整整两夜的炮火之后，车队终于抵达平壤。
飞机飞过后继续唱
我们第一场演出是慰问朝鲜人民军，金日成同志也观看了演出。这场是我们和朝鲜协奏团合演的，我们用朝鲜语演唱《金日成将军之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受到热烈欢迎，金日成同志为我们热烈鼓掌。
那次是我们少有的在防空洞演出的时候。当时战争刚刚开始，防御工事还没有修好。说是防空洞，也就相当于地表挖一个大坑，用木棍、稻草稍作遮盖。演着演着，听见“梆梆梆”的示警声音，就知道是飞机来了，赶紧关灯、趴下。我们在一片漆黑中一动不动；等飞机过去了，我们爬起来继续表演。所以，一首《慰问志愿军小唱》，我能唱两遍甚至三遍。唱着唱着，“梆梆梆”；继续唱，继续“梆梆梆”……一个节目很少能完整地演完。当时我们只有4位乐队同事，带了三弦、板胡、手风琴和一件打击乐器。恰好中华杂技团有一个乐队，便在这场演出中为我们伴奏。演出结束，中华杂技团乐队的李钰同志感叹，“我们是跪着拉琴的。”
当时志愿军总部设在伊川附近650高地的一个开采过的金矿矿洞里。我们就在650高地为志愿军直属部队演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同志参加了晚会。当天快黑的时候，找一片空地，挂一块幕布，点起4个电气灯，演出就准备就绪了。高地平坦的场地上、山坡上都坐满了志愿军战士，他们抬头望着我们演出。周围所有的山顶上都有对空瞭望监视岗哨，一听到敌机临近就鸣枪示警。演出场上有专门的战士掌管着灯光，一闻警报立即熄灯。大家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情形下为“最可爱的人”演出。
当晚，相声演员侯宝林与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高元钧的山东快书、金业勤三兄妹的车技、王清元的飞叉、宋惠玲的踢毽子、程少林和程小林的顶碗等节目都非常精彩。我们15人的音工团先是气势恢宏地合唱，然后我独唱了《慰问志愿军小唱》，丁乐独唱了《王大妈要和平》。当唱到“你们在前方打胜仗，我们在后方来支援”时，防空枪声和炸弹爆炸声突然响了起来，大家赶紧熄灯，敛声屏息。等飞机飞走了，灯火再次点亮，我征求大家的意见：“怎么唱？”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从头唱！”唱完后，彭总说，这首歌唱得好，给战士们很大的鼓舞。他嘱咐文工团回国后马上将这首歌灌制成唱片送到朝鲜来，让阵地、营房、哨所到处都能听到祖国人民的声音。
战场上时时刻刻充满着危机。河北省分团的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堃等人在“三八线”附近的朝鲜沙里院慰问部队时，就遭遇了美机的疯狂扫射，常宝堃和负责三弦演奏的程树棠不幸牺牲。那一年，常宝堃29岁，程树棠41岁。代表团还有两位同志牺牲，赵佩茹和两个杂技演员也负了伤。听到他们牺牲的消息，我们既难过又惋惜，但是任务还是要执行，大家没有人退缩，更加注意防空安全。回国后，在天津市为常宝堃、程树棠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几万天津群众为他们送行。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在朝鲜战场上，最苦的还是志愿军战士。
我们是第四次战役时去的，当时我国空军还没有出动，美军的飞机天天在头上，志愿军战士在抓紧抢修飞机场。修飞机场没有任何机器，一切靠人工。美军飞机经常来投递定时炸弹，上面标记不同的爆炸时间。那时候都没有车，几个人抬着或者两个人抱着炸弹扔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就能听到爆炸声传来。我们音工团15个同志在那里为他们歌唱，给他们加油鼓劲。
5月底，我们第一届赴朝慰问总团完成任务回国时，第五次战役已经开始了，我国的空军开始参加战斗，地面防空部队的炮火也开始强大起来。当文工团再过鸭绿江大桥的时候，敌机只能在高空盘旋，不敢再低空俯冲近距离袭扰大桥了。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慰问演出的经历让我很受教育，战争那么残酷，我们的志愿军战士那么勇敢，他们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为中国人民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牺牲，我个人还有什么可计较的呢？为人民服务不讲名利，个人名利和战士们的生命比起来是非常渺小的、错误的、肮脏的。志愿军战士的勇敢和奉献精神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们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而工作。
江明义：在没有硝烟的谈判席上保家卫国
讲述人：江明义（原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级参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军事停战谈判委员会清津口岸随军翻译）
资料图丨江明义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这一谈判是中美双方在交战9个月后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然而，这场耗时两年有余的谈判直到1953年7月27日才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为终，朝鲜战争一直在打打谈谈中进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年少时在朝鲜的那段经历，虽然没有经历战火的洗礼，但坐在没有硝烟的谈判席间，自问我也用尽了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些事情。如今年近鲐背，回首往昔，那段岁月是我实现报国理想的起始，更为我此后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朝鲜内战爆发后，高中刚毕业的我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征召信息，立刻就跑去报了名。虽然那时才20岁出头，但我打从心底希望可以上前线保家卫国。
事不遂人愿，我并未入选中国人民志愿军，而是进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抗美援朝军事干部学校。1950年12月，中央军委从军事干部学校中挑选出495名参干学生，分三批赴北外学习英、法、德、西四种外语，而我也有幸入选，并被分配到英语专业。两年的时间里，我从零开始学习英语，除了埋头苦学，也密切地关注着抗美援朝战场的情况，等待着用所学报效祖国的机会。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就在这个时候，经过遴选，我与几位同学被派往朝鲜，进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担任随军翻译。
战争结束后，依照相关协商，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共同提名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提名的瑞典、瑞士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并派出军官组成中立国视察小组，分驻于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各口岸，以监督与视察双方对于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和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的条款的实施，还得到非军事区以外据报发生违反停战协定的地方进行特别观察与视察，以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
对于这段历史，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清楚，我们这批志愿军有时还被人们称为“最后的志愿军”。我与同行的志愿军一同从北京坐火车到丹东，坐船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那时候鸭绿江大桥朝鲜那半已经被“联合国军”炸毁。从鸭绿江渡河进入朝鲜后看到的景象都很凄惨，想到刚刚结束战争开始重建的祖国，站在异国废墟前，我再次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我先后在开城和清津工作，其中在清津的时间最长，差不多3年时间。我的主要工作是为一位叫梅永熙的师长担任翻译。最开始时，谈判几乎每天都有，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两名代表出席，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联合国军”不会做出任何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动作，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代表对我们往往是支持的，瑞士和瑞典则会针锋相对。
如果说开城和板门店谈判折冲樽俎，我在清津担任翻译的谈判总体而言氛围相对和缓。虽然如此，但对我这个只学习了两年英语的新手而言仍然是场“噩梦”。谈判席间中立国的代表都是会讲英语的，只有中国代表配有翻译，虽然我只为梅师长一人翻译，但几乎没有现场翻译经验的我一开始总是磕磕巴巴，对一些词语的翻译也拿捏不准，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如坐针毡。中立国的代表对我的表现也颇有微词，有的甚至还说我根本不懂英语怎么能来做翻译。
我是个不服输的人，既然国家选择了我，派我来到这里担任随军翻译，那么我就不能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一定要啃下这根“硬骨头”。那时候，在朝鲜学习英语和翻译并没有什么现成的教材或参考书，我只能在谈判席上不断地把错误、遗漏的词汇和用法总结起来，尽可能地记录下对方谈判时的话语，回到宿舍后认真地学、反复地背。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我就可以顺利地完成一场谈判的翻译了。
近3年的时光很漫长，生活也比较艰苦。因为几乎找不到完整的房屋，在清津的中国代表团驻地比较分散，我跟另一位随军翻译住在一起，生活的枯燥加上对家人的思念会让日子更加难熬，为了让宿舍更有个家的样子，我们两个大男人不仅修缮了自己的房屋，还在家门口养起了鸡鸭。时间一长，与在谈判桌上斗智斗勇的对手也有了更多联系。清津是个海滨城市，有时我们会与中立国的代表团成员相约到海边玩儿，还一起爬山、办一些小型聚会，保持着一种亦敌亦友的关系。
1955年下半年，我们与其他一些口岸的代表团一同撤离朝鲜，临行时，回想刚刚来到这里时的情形，有种事过境迁的感觉，清津正在褪去战争留下的阴霾，步入重建的正轨。我没有经历真实的战火，而这也正是我们这批志愿军存在的最大意义——守住来之不易的奋战成果，把一切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
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清津，在朝鲜的这段日子也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个光荣称号却一直跟随着我，对我而言，这个称号更多的不是荣誉，而是鞭策。虽然没有走上战场，但我一直在用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流血牺牲、誓要保家卫国的精神要求自己。退休之前，我先后在外交部和原文化部工作，在国家需要的每一个岗位上，我都要求自己全力以赴。
吕正武：在战俘帐篷里斗智斗勇
讲述人：吕正武（原文化部教育司干部）
资料图丨吕正武
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的时候，我18岁，刚到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读书。看到战火燃起，听到国家召唤，我留给父亲一封信，毅然决然地报名了解放军干部学院。当时的年轻人血气方刚，不怕一切，没有任何顾虑，国家一句话，我们就积极响应。
从浙江到北京，我被分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文。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名学生都“被分配”去学外文。有些同学不太理解，因为他们原计划是学航空、学雷达的。后来大家慢慢明白，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国家对外语人才有着迫切需求。当时学校教我们英文的是一批外国老师，其中一位就是去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的105岁加拿大老人伊莎白·柯鲁克。可以说，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外语人才。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是当时学校里经常会响起的歌声，是我们同学自己创作的，后来几乎成了人人会唱的校歌，传达着我们年轻人热血报国的志向。
1951年至1953年，停战谈判一直在谈谈打打中进行，而战俘问题是谈判中争论最激烈的。1953年，我还在读大三。外交部到我们学院挑选了24个人，我作为其中之一，参加了朝鲜战场上的战俘遣返工作。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学生，但是国家需要翻译人员，我们只能赶鸭子上架。不过，年轻人都是冲劲十足的，国家和学校给了我们底气。就这样，我们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当时虽然已经停战，但大家既对炮火心有余悸，也因为参加这项工作心潮澎湃。
停战后，美军在战俘问题上大做文章，图谋扣留我方大批被俘人员，致使停战谈判长期拖延。后续双方达成一项妥协协议，对不直接遣返的被俘人员，由各方派代表在中立国代表的监督下对他们进行解释，劝他们回国。这时候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
我们当时住在开城，而美军开设的战俘营在三八线以南。战俘营里有30个左右战俘帐篷，我们每个人负责一个帐篷。按照要求，解释工作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代表的监督下进行。由于有的志愿军战俘深受美方派来的美蒋特务的欺骗蒙蔽和威胁，他们脸上或身上刺着“反共抗俄”的字样和国民党党徽，进入帐篷听解释时，他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呼喊反动口号，使解释工作难以顺利进行。
在解释现场，志愿军代表先发言，我们和美蒋特务轮流翻译。到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热情而真挚地表达了党和国家希望志愿军战俘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期待；而到美蒋特务翻译的时候，他们就尽可能地扭曲志愿军代表的意思。我们看不过去，屡屡举手表示抗议，几次之后，印度代表也忍无可忍，把美蒋特务赶出了帐篷。但是他们出了这个帐篷，转头又进了另一个帐篷，继续捣乱。他们在帐篷之间游走，而我们中国方面的翻译则一个个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底，从没让各国代表说出一句不满的话。正是在这样的斗智斗勇中，我们获得了极大的锻炼和成长。
解释工作持续了近半年，每天都有专车把我们送到谈判的地方。印象最深的就是志愿军哨兵对我们一路敬礼，真有一种“雄赳赳”的感觉。一到帐篷里，我们就精神饱满地投入“战斗”，无所顾忌、无所畏惧、毫不退缩，这是属于我们的战场，也让我们得到了最充分的锻炼。
在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的同时，我们也和朝鲜老乡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当时，我们住在开城朝鲜老乡家里，四人一间，直接睡在地上，但这已经是很好的条件了。因为物资短缺，那时候我们吃得最多的就是罐头，老乡也经常给我们送一些蔬菜、泡菜，国内的文艺团体、艺术家也经常到朝鲜慰问。
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几个月后正式毕业，走向了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是很宝贵的，对我们的成长很有帮助。那些一起学习、工作、毕业的同学、同事也成了一生的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