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物修复伤痕里的热血芳华

我叫刘剑辉，我与文物修复这份职业的邂逅可以追溯至8年前。

2012年的暑假，当时还在实习的我偶然得知，故宫正在展出历代修复和临摹复制的珍贵文物。我本是做出土文献研究的，平时又喜好书法，这次展览对我而言，是一次近距离接触书画文物的难得机会。让我没想到的是，欣赏国宝之余，修复技艺的现场展示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在文物修复师的指导下，我现场体验了一次一直想尝试的“托画”，没成想竟意外地获得了肯定：“不错！你以后能吃这碗饭！”

也许是因为当时受到文物修复师的鼓励，转年，对文物有着一腔热忱的我，取得硕士学位后便选择进入文物修复与复制这个“行当”。

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文博机构在文物保管、陈列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对文物复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从事的工作里有一半是文物复制，要求再现包括报章、杂志、图画、档案、货币、邮票、革命先辈的文稿、题词等纸质文物，以及衣物、兵器、旗帜、印信等实物上的一切图文信息和历史痕迹。

刘剑辉参与复制的文物  卢旭 摄

常有人带着戏谑的口吻问我：你们这个文物复制和文物造假有什么区别？

天壤之别。我们的文物复制讲究“复原性复制”，恪守原材料、原工艺、原工序“三原则”，它是一个追求精细化和不断求真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仿制。为什么要坚持“三原则”？以我曾参与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缔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马叙伦的长衫复制工作来说吧。

这件长衫纽扣被扯断、领口被撕裂，长衫前襟也被撕掉一片。为复制这件文物，我们找到了材质与原衣物相似的布料，进行染色、裁剪。在我的同事崔雪祯老师精工细作完成衣服缝纫后，我又“残忍”地将其做旧、做残：先将领口撕裂、擦脏；前襟也撕掉一片，留存的布扣，一个个从中间撕断，露出毛茬；最后用特制的鞋垫还原下摆的脚印。

马叙伦长衫复制件局部（刘剑辉做残、文物修复师崔雪祯缝纫）

这是文物复制工作的要求，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事实上，这件长衫之所以成为文物，就是因为穿着这件长衫时，马叙伦作为“五卅惨案后援会”主席正在进行爱国民主演说。演讲进行到一半，马叙伦遭到暴徒袭击，他的头部、胸部、腿部等受伤严重——那长衫领、襟撕毁的痕迹，下摆清晰的脚印，都是暴徒行凶的证据。

“五卅惨案”本就是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当时的2000余名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当天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造成惨案。马叙伦听闻惨案后，马上联合各界人士组织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很快就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眼中钉”。这件衣服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马叙伦身上的伤痕我们看不见了，但这件长衫的伤痕同样承载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必须完整保留，不能有丝毫遗漏。这些伤痕显示出当时他是用一腔热血、冒着生命危险在斗争，也显示出当时的革命力量还很薄弱。马叙伦一生为革命奉献，九一八事变后，他痛感河山破碎、极为悲愤，常常写诗抒怀、排遣内心郁闷。1933年9月18日，他写下一首七绝：“可怜歌舞弃金城，边月仍园岁月更。我自年年歌当哭，旁人错认绕梁声。”

再以我目前正在复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烈士夏明翰的结婚照为例，这张结婚照是夏明翰被敌人杀害前一年与妻子郑家钧在湖北武昌拍摄的。为了尽可能多地还原其细节，我们要将这份结婚照的外皮、内页全部复制——首先要在纸库里选取与其相同材质的纸张，再根据其印刷方式选择相应的传统机器，还原生产工艺，所有工序严格按照文献实物的原制作工序进行。比如，其内页硫酸纸上的花纹，是我们通过手工一笔一笔绘制后压出来的，照片边框要和原物尽量保持同样的宽度，对于照片上的污渍和残破，我们也要仿照着将复制品做旧，尽可能地做到与原物一致。

刘剑辉在复制夏明翰结婚照 卢旭 摄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中华苏维埃时期形制不一的纸币、困难时期纸张两面使用的告示、记载日军暴行的《新华日报》……我成为文物修复师的8年里，修复和复制过两三百件革命文物，也从它们身上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文物枯燥、单薄，不那么亮丽也不具艺术性，但事实上，它们都是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是有厚度的生命痕迹。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们的真实故事原原本本保留下来，讲给更多人听。

我是李郑，文物修复师，主要做字画装裱修复。《八女投江》《转战陕北》等著名革命题材画作曾经过我的手修复。

上图为李郑和文物修复师王博、洪巍、张越、王熙林修复的王胜烈《八女投江》，下图为王胜烈《八女投江》修复前。

字画装裱修复其实是门老手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我从小热爱字画，尤其对装裱感兴趣。记得入行之初，我对书画装裱近乎“着魔”，整天泡在工作室，周末不上班的时候也要在家支个案子，拿着我父亲的字画来练习装裱。有段时间，我甚至常常在周末的清晨突然惊醒，从床上爬起来就急着去上班，在一旁的爱人哭笑不得。由于对工作的浓厚兴趣，渐渐地，我的性格越来越平和，技术也越来越娴熟。现在，我所从事的书画修复工作主要集中在重大革命题材书画作品，以及革命先辈的有关手稿、著作等红色文献方面。

李郑在进行修复工作 卢旭 摄

对书画修复师而言，最让人激动的莫过于修复名画。我清晰地记得，2017年，我们接到了10件近现代革命题材书画的修复任务，其中包括画家王盛烈根据抗日联军8位女战士集体投江的真实故事绘制的《八女投江》、画家石鲁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创作的革命历史画《转战陕北》等众多名画。让人痛心的是，部分画作有的霉斑严重，有的老化破损，遍体鳞伤的它们都等待着我们去“医治”。

李郑和文物修复师王博、洪巍、张越、王熙林修复的石鲁《转战陕北》修复前后对比，左图为修复前，右图为修复后。

不过，要为这些书画“疗伤”并不容易。在外行人看来，革命题材书画作品因为创作时间距今较近，其老化和破损残缺可能更少，修复起来较那些年代久远的古画会更为容易。其实不然。

举个例子，一幅字画经过装裱包含了画心、命纸、背纸、装饰等多层。其中，画心是书画家最初作画的纸或绢，命纸是画心的托纸，它直接和原画接触，能延长作品的寿命，后面的覆背纸虽不表露却也影响着整个画幅。书画修复的一个重要步骤便是要揭掉原裱的覆背纸和命纸，对画心进行修补。值得一提的是，揭裱的难度与装裱时间无关，它主要取决于前人装裱作品时的浆糊稀稠度、均匀度。对于这些老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近现代革命文物，我们修复时的压力有时可能更大——揭多了伤及画心，揭少了，重新装裱后有残留物质的部位厚于整张画面，长期下去，容易磨损画心，书画的寿命可能因我们的不当操作而受影响。这一切都提醒着我们要保持高度专注。

李郑在清洗革命题材绘画

更重要的是，画心修补好后，还有托命纸、上墙挣干的环节。这一过程中，画作尺寸越大，装裱难度自然也就越大。众所周知，近现代革命题材作品多反映宏大主题，作品以大幅画作居多。这10幅革命题材书画都是长近3米、宽1.8米左右的大幅画作，其中最小的画作也有六七尺长，它们的上墙变得格外困难，需多个人蹬着梯子一同完成，众人力度不一或动作稍有不慎，就可能让本就历经风霜的文物“一命呜呼”。

怎么才能修复好这批革命文物？那段时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按照传统工艺，画作托心和镶绫子时要两次上墙。在摸索中我发现，要保证文物安全，除了协调众人力度，还要尽量减少上墙次数。于是，我们尝试着在画作背面喷水，趁着纸面潮湿，先镶好绫子再上墙，不仅提高了工作速度，也保证了画作安全，这一工艺革新从此也成为了大画修复的新方法。

匠心传承、法古出新，在我看来，文物修复师这一工作的有趣之处正在于此，人们能在修复时看出前人的技艺，也能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革新。

更多时候，这种穿越古今的奇妙体验不仅停留在修复技术层面。随着阅历的增长，在看着一幅幅饱含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剪影时，在抚摸着这些因岁月的流逝而长满霉斑、残缺破损的革命历史画作之时，我越来越能感受到创作者当时的心境，那段无法抹去的家国记忆在我头脑中越来越清晰，我也更加体会到文物修复工作沉甸甸的分量。

今年是我从业的第12年。如今，文物修复对我而言已从起初的兴趣转变为一种责任，我想让那段峥嵘岁月被时代铭记，让书画文物所承载的宝贵精神财富被更多人汲取，让革命文物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用心呵护每一件国宝正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