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在听到一首歌曲时热血沸腾、激动落泪？
你有没有在哼唱一段旋律时想起祖国、想到家乡？
1935年5月24日，一部名为《风云儿女》的电影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伴随着影片开场字幕，一段令人激情满怀的歌曲切入。这首歌曲先于电影发布，更先于电影成名，问世不久就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传唱开来，激起一代人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斗志。它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近日，81岁高龄的向延生老人接受了记者采访。向延生是音乐家向隅和唐荣枚之子，一直从事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曾编辑《聂耳全集》一书，与国歌结下不解之缘。从他的口中，我们了解到了有关《义勇军进行曲》和它的曲作者聂耳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
“聂耳出生在云南昆明，他的母亲是傣族，从小聂耳就听母亲唱傣族民谣，跟邻居木匠师傅学吹笛子，又自学拉二胡、弹三弦、吹树叶、吹口琴……聂耳天资聪颖，听到的声音他几乎都能模仿。”向延生说。
聂耳出生于1912年，那年清朝彻底灭亡，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抗争处于焦灼之中。彼时在云南，英国、法国设有领事馆，美国传播基督教，日本开设洋行，法国甚至在昆明设有兵营。兵营中每天清晨传出的《马赛曲》成为聂耳的西方音乐启蒙。
聂耳的学生时代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年代，《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歌》等歌曲在学校传唱，给聂耳带来了革命歌曲的滋养。
聂耳并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文艺青年，他从小便有一颗从戎之心。清贫的聂耳考入食宿费全免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读物，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云南的共产党力量受到了巨大打击，聂耳亲眼目睹了共产主义战士被逮捕杀害，却仍然选择在白色恐怖之下于1928年加入共青团，足见他革命的决心是多么坚定。”向延生说。
1928年，怀揣着投入实际斗争的革命愿望，根据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展军队运动”的要求，聂耳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滇系军阀范石生招收的“学生军”并秘密离开昆明，在湖南郴州接受训练后任特务连上士文书。然而，他所在部队却在1929年初被遣散，聂耳的从军之路自此也画上了句号。
返回昆明后，聂耳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从事革命活动，不久便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1930年7月，为了躲避危险，他顶替自己做会计的三哥，随云南一个商人逃离了昆明，几经辗转最终到达了上海。在这里，聂耳遇到了“中国近代歌舞之父”黎锦晖。
1931年，聂耳从事杂役工作赖以生存的云丰申庄倒闭，他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在报纸上看到明月歌剧社招聘小提琴手的信息后，聂耳凭着自学的一点基础前去应聘，他的魄力和朝气感染了当时的主考人黎锦晖，被破格录取为乐队练习生。
“黎锦晖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音乐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写的歌曲风靡全国，街头巷尾无不传唱。”向延生说，“可以说从进入明月歌剧社起，聂耳才正式走上音乐之路。”
在明月歌剧社，聂耳跟随乐队首席王人艺、外籍教师普杜什卡学习小提琴。普杜什卡是当时有着“远东第一乐队”之称的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前身为1879年创立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乐队，又称工部局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每到周末，聂耳都会坚持练琴8小时，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他甚至当掉了自己的衣服，普杜什卡深受感动，决定免费教授聂耳。
“聂耳原名聂守信，‘耳’这个名字正是他的伯乐黎锦晖所起。‘聂’字的繁体由三个‘耳’组成，黎锦晖又给他添了一个‘耳’。”向延生说。“听”对于音乐人而言颇为重要，这个名字或许是黎锦晖对聂耳音乐天资的肯定，抑或包含着他对聂耳的期许。
黎锦晖是聂耳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聂耳的伯乐，还将聂耳介绍给田汉。上世纪30年代，田汉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在文艺界享有很高声誉和地位。同为湖南人的黎锦晖与田汉是好友，在从黎锦晖口中听到聂耳的故事后，田汉竟主动登门拜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练习生。
1934年聂耳（左）和田汉的合影
第一次见面，田汉悉心聆听了聂耳讲述的经历，被他从事革命的决心感动。田汉当时是左翼剧联党组书记，在他的介绍下，聂耳随后进入了剧联的剧评小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战火不断延伸，1931年至1932年，身在上海的聂耳更是亲身经历了淞沪抗战。在一次跟随田汉去医院慰问演出的时候，演员们演唱了黎锦晖的音乐作品，黎锦晖所写的歌曲多是你侬我侬的爱情歌曲，这些不合时宜的歌曲引起了伤员们的不满。这次演出给聂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也让他对革命歌曲创作有了更深的思考。为此，他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在这篇短评中，聂耳认为，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灾，“黎锦晖式”的歌曲不符合时代要求，他写道：“要向群众深入，创造出新鲜的艺术，那才是时代的大路。”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黎锦晖在当时的音乐界声望很高，聂耳因此受到了很多黎锦晖拥趸的批评。后来，他不得不辞去这份工作，前往北平。”向延生说。
聂耳在北平参加了很多左翼剧联的活动：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在清华大学礼堂的舞台上用小提琴独奏《国际歌》；参与创办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此外，他还寻访颐和园、香山等古迹，去天桥体验市民生活，聆听美国小提琴家海菲兹的音乐会。
1932年底，聂耳回到上海，次年年初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上海左翼运动正处在转型期。原本依靠文字的力量宣传革命思想的方式在国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中国现实之中屡屡碰壁，左翼文艺团体将希望寄托在电影这一载体上。聂耳进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场记、剧务工作。“那时候，中国电影正从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转变，聂耳向影业公司老板提议加大音乐在电影中的作用。后来，公司设立了音乐股，由聂耳担任股长，从那时起，聂耳开始了电影歌曲的创作。”向延生说。
1934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左翼电影阵地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在当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中，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插曲《毕业歌》一炮而红，这首歌曲曲调昂扬奋发、激奋人心，它所表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让青年学生为之振奋，在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巨大影响。
“在1933年到1935年短短两年时间里，田汉和聂耳共同创作了《开矿歌》《前进歌》《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等10首革命歌曲，这几乎占到了聂耳主要作品的一半。聂耳非常尊敬、崇拜田汉，两人是战友、是合作者，更是忘年至交，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向延生说。
《风云儿女》是电通影片公司投拍的第二部影片。然而，田汉在完成影片的文学故事后，在1935年2月19日的深夜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直至影片上映仍被羁押在南京。“田汉被捕后，夏衍根据田汉所写的文学故事创作了剧本。根据夏衍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工作是被聂耳‘抢去’的。”向延生说。聂耳读过田汉为《风云儿女》所写的歌词后心潮澎湃，主动找到夏衍，自告奋勇地说：“作曲交给我，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我要为这首歌词作曲。”
当时，聂耳已经有了一些名气，手头有不少邀约。而对于《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聂耳尤为重视。彼时，田汉所写的这段歌词并没有曲名，只是被简单地称为《进行曲》。聂耳来来回回地在房间踱步，想要寻找进行曲的感觉。写好后，他找到很多朋友试听，让他们提意见。《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在听了这首歌后说，有点《国际歌》和《马赛曲》的感觉。聂耳没有反驳，表示他的确借鉴了这些曲目的元素。
在歌曲还未最终定稿之时，聂耳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他并无惊慌，而是非常从容，决定借此踏上出国考察学习音乐的旅途，经过党组织批准于1935年4月起程去往日本东京。
“4月底，聂耳从日本将曲谱（五线谱和简谱并用谱）寄回中国，遗憾的是他的手稿目前还未能找到，只留下了影印版。”向延生说。
《义勇军进行曲》手稿影印版
这首《进行曲》充满中国音乐特色，同时又隐藏着众多创作技巧。“聂耳在谱曲时，选择了只有9度的音域，而非一般歌曲的10度到12度，这就使得歌唱者不需要很高的音乐技巧也可以演唱，增加了歌曲广泛传唱的可能性。同时，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这首歌曲使用的104个音符中竟然有84个音符都是西洋音乐大三和弦中do、mi、so这3个音，在前奏中出现的20个音符中更是只使用了1个la音，其他全部使用了大三和弦的3个音，我们知道，吹奏军号时，最自然的音就是这3个音。”向延生说，“此外，聂耳在谱曲时没有采用西洋音乐的七音调式，而是采用了中国音乐的五音调式，即do、rai、mi、so、la这5个音，这也充分体现出了聂耳民族音乐的修养以及其在作曲时自觉融入民族音乐的思想。”
此外，聂耳和孙师毅在作曲时还根据音乐的需要对歌词作了修改。比如把田汉原先歌词中的“中国民族”改成了“中华民族”，“飞机大炮”改成“炮火”，以及在歌曲中间加入3个“起来”层层推进，将音乐和情绪推向高潮，最后为加强歌曲结束感增加了“前进！前进！进！”……
1935年5月，在为电影歌曲录音时，司徒慧敏、孙师毅、袁牧之等人经过讨论为《进行曲》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在影片还未上映前，《义勇军进行曲》先行曝光，并很快在大江南北开始传唱。然而，聂耳却于影片上映两个月后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义勇军进行曲》吹响了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号角，鼓舞着万千将士奋勇杀敌。据向延生介绍，1938年4月，在台儿庄战役中，参战的滇军就曾唱着老乡聂耳的歌冲向战场、英勇杀敌，谱写了滇军的辉煌历史。1942年，戴安澜将军奉命率领国民党200师为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开赴缅甸对日作战，该师曾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师歌，激励将士。
《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年代发出了中国人不愿为亡国奴的最悲愤呐喊，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激情和斗志，它已超越艺术、超脱音律，成为了一面抗战时期的精神旗帜。1935年12月9日，北平高校上千名爱国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严冬时节，滴水成冰，游行的学生队伍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挡，浩浩荡荡向前行进。
《义勇军进行曲》发行后，还成了人们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淞沪抗战4周年纪念日当天，民众歌咏运动的发起人刘良模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0年，刘良模远赴美国宣传中国抗战，在纽约结识了“黑人歌王”罗伯逊，并教会了他唱《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不仅学会了唱这首歌的中英文版本，还发行了名为《起来》的音乐唱片，收录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多首革命歌曲。唱片的发行让《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得以传唱，建筑学家梁思成在美国时就曾听到美国青年用口哨吹奏《义勇军进行曲》。这套唱片最初发行的收入也用于资助中国抗战。后来，因为常年致力于推广这首歌曲，刘良模还获得“《义勇军进行曲》推广专家”的美称。
此外，《渔光曲》的曲作者任光在1937年初去法国避难时，教华侨合唱团唱这首歌，使得歌曲在欧洲开始传唱。后来，任光回国路过新加坡时又教会了铜锣合唱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使得这首歌在南洋广泛传唱……新中国成立前，由周恩来总理首先提议、毛泽东主席同意、全国政协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升国旗的同时军乐团第一次奏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通过无线电的实况转播传向了全世界。
2019年，向延生受邀访问日本，他特意去往藤泽市。在鹄沼海滨，向延生瞻仰了聂耳纪念广场上耸立的聂耳纪念碑以及一些附属建筑。这个纪念碑是在1954年修建的，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建交。1958年纪念碑遭遇台风损毁后，又于1965年通过募捐重新修建并扩建成了今天的纪念广场，还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并由藤泽市市长兼任保存会会长。
采访的最后，向延生感慨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发挥的精神引领作用不可估量。今天，它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浓缩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正鼓舞着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不屈不挠、奋发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