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的9月3日，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坚持正确的抗战方针，感召和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有生力量。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和旅游部系统目前健在的抗战时期老干部共80多位，年龄最长者是106岁的国家图书馆原研究员吴瀚，年龄最小者是87岁的文化部原艺术局党委书记陈力。他们是文化和旅游部系统的宝贵财富。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让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一起聆听他们的抗战经历和故事——
1929年出生于山东郓城，中国国家话剧院知名演员。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参加儿童团，随后参加八路军担任文化干事，于冀鲁豫边区五分区社会教育部宣传队工作。1947年进入冀鲁豫边区文工团工作，参演豫剧《血泪仇》《白毛女》《刘胡兰》等。1953年进入华北话剧团工作，1954年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参加工作，参演《天山脚下》《新局长到来之前》等经典话剧。
1929年，我出生在山东郓城的一个小乡村，小时候家里很贫困。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哥哥，全家4口人只有不到两亩地，那时候靠那些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父亲和哥哥在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一方面是愤于日寇的侵略，接受了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一方面也是因为家穷，出去讨口吃的。
父亲和哥哥参加的是杨勇同志领导的黄河支队，起初就在我们家乡附近活动。我记得父亲当了连长，部队体恤他年龄较大，给他配了一匹马。我经常戴着八路军的帽子，穿着八路军的衣服，扎一条武装带，骑着父亲的马玩。所以，别人都说我是八路军“小鬼”。在我幼小的心里，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一回事，我们家和八路军也是一回事。因而，从那时起我便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人了。
由于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黄河支队开到了沂蒙山区，家里便只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就参加儿童团，还当上了团长。我们儿童团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破除封建迷信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查女孩儿裹小脚，不停地查，有些人因此就不再裹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们都很感谢我们儿童团。
在儿童团，我还干过一件事儿。有一次，农会让我去给敌人修炮楼。一开始，我母亲十分反对：“为啥让一个孩子去啊？挺危险的。”农会的同志说，让我去的时候注意一下炮楼里有几个鬼子、都在哪个房间等。我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是让我侦察敌情呢。
我去了之后，就被鬼子派到炮楼的东南角修围墙。他们看得挺严的，我也不能四处查看。我只注意到鬼子们进进出出，老往东北角走，他们应该是住在东北角的屋子里。回来之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农会的同志，也勉强算是完成了任务。1944年初，我离开家到抗日军人家属高级小学（当时叫“抗高”）读高小。在“抗高”，我不仅努力学习，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我们组织同学夜里到敌人炮楼周围的村子写标语、撒传单，动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由于表现出色，1945年，16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那时入党都是保密的，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
入党不久后，还没毕业，我就背着家里和几个同学去参军了。为什么要背着家里呢？主要是我母亲觉得父亲和哥哥都参加八路军打鬼子了，家里也得留一个男人吧。但我可不管，就偷偷跑到部队了。
我参加的返攻营是刚组建的地方部队，营长、指导员对我们几个“抗高”同学十分欢迎。虽然小学没毕业，但在当时也算是文化人了。于是，我被分配到连里当了文化干事。随即便把党员关系转了过来，又被选作支委。平时我的工作就是教人唱唱歌、识识字，也和战士们一起训练，打仗的时候也要参加战斗。
然而没多久日本就投降了，我们和国民党开始谈判。但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也屡次挑起局部战争。我们部队刚成立，很少有主攻任务，我们打过一次炮楼，然后也参与了解放郓城、攻打济宁等战斗。1945年底，我们迎来短暂的停战，并在济宁过了一个欢乐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