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才仁巴德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文化馆馆长）
我是藏族人，从小生活在牧区。高原上的游牧生活艰苦单调，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听老人们讲故事，听他们说起一些古部落、古遗址的来龙去脉，讲以前藏民是怎么生活的……老人们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民间故事，口头总是夹杂着各式各样年轻人很少听到的谚语。
牧区教育条件有限，我13岁才读了一年级，初中毕业已经22岁了。当时，我想着再这么按部就班地读书，青春时光就“耽搁”了。于是高一读完上半学期，我就离开了学校。2012年，23岁的我成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秋智乡文化站站长——尽管全站就我一个人。
乡镇的条件比牧区好一些，但刚到文化站时的萧条让我记忆犹新——120平方米左右的土板房，没有通电，没有4G网络，更别提现在的“标配”活动室和农家书屋。硬件设施简陋，我就准备先从软件着手——瞄准我的兴趣点，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出些力。
可做好这件事并不容易。藏族的历史都散落在老人的脑袋里，得有心找、耐心听、细心记、用心理、恒心做。
从老人的口中，我得知为推动西藏和平解放做出巨大贡献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51年9月就是经由曲麻莱县和人民解放军一起返回西藏的。我就想，这里一定有当时班禅返藏途中留下的遗迹。
几经辗转，从村民口中了解到，十世班禅返藏途中曾在秋智乡讲过经，但是谁都说不清楚具体是在哪儿。循着线索，我找到了布琴尼姑寺的尼玛活佛，这位80多岁的活佛还真知道这段历史，他的父亲当时就在十世班禅讲经的现场。在活佛的指引下，在离寺院两公里的地方，我找到了十世班禅讲经的法座台——一个长1.5米、高0.5米的法座台在高原上显得斑驳萧索。将“发现”上报后，上级部门派考古专家前来考证，很快肯定了它的价值。法座台被作为文物保护了起来，后来还在它的外部建了房子，为它遮风挡雨。
▲才仁巴德在秋智乡加巧村发现了十世班禅进藏时西藏工委留下的勒石纪念“塞外龙马多”
以同样的方式，我找到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进藏时西藏工委的勒石纪念和一条扎西哈达，以及其他一些文物，这些都得到了有效保护。此外，我还统计呈报了30件可移动文物，搜集整理补充了国家级非遗牧歌代表性传承人达哇战斗、省级非遗项目手工编织代表性传承人塞格的相关资料。
▲省级非遗手工编织代表性传承人塞格接受采访
文化遗产申报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讲特别难，语言就是很大的难关。我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不够，而要搜集整理、保护传承我们藏族的文化历史，没有文化怎么行？所以，从到文化站的第二年起，我就报考西北民族大学专科，学习藏语，为的是能更好地理解老人们的讲解。那段日子忙得昏天暗地，早上7点起床，看书到9点，上班，走村串户地搜集资料。其实，在乡镇没有什么下班的概念，一进村就是两三天。工作之余但凡有点时间就按照提纲学习。2015年，我顺利毕业了，一拿到大专毕业证，我就赶紧报考了青海师范大学的本科（函授），学习汉语，2019年拿到了毕业证。
对我来说，藏语和汉语都必不可少。文化遗产申报，先得吃透相关政策和要求，把汉语翻译成藏语，讲给藏民们听，让大家知道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自觉参与到保护中来；还要根据大家的讲述，做好记录、整理，再翻译成汉语，才能完成相关的申报和后期的宣传。
虽然辛苦，我也算是为家乡贡献了一点儿力量，每年获评“文化工作先进个人”就是对我的肯定。也许就是出于这一点，2019年底，我被调到曲麻莱县文化馆任馆长。这一下更忙了。原来在秋智乡，我只负责3个村的文化工作；到了县里，五乡一镇19个行政村，事情更多了，责任和工作压力更大了。
“知识改变命运”是我的微信名，也是我坚信的。到县里后，我越发感到自己水平不够，就得继续学、努力学。学项目申报经验和规范，学政策文件精神，学习怎么做好总结、写好报告，自己不懂得就去别的地方取经，边学边做。
我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到文化遗产保护上。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义毋庸置疑，很实际的是，如今文化资源在我们看来也是扎扎实实的“硬实力”。成功申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和省级非遗传承人每年都会得到一定的传承经费，这是国家对保护、传承非遗技艺和项目的传承人实在的资助和鼓励。
现在，我的工资从最初的每月650元提升到了1850元，日子是紧巴了点，但还是能过得去，我对于物质生活没有多大的要求。妻子也是，她当临时工的工资是每月1600元，平时挖挖虫草补贴家用。虽然清贫，但她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不仅因为这是我的挚爱，也因为这对于我们藏民族来说是一件好事、大事。我们都觉得，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政策，还能饿死不成？！安下这份心，我就全心全意地干着。
夏天，来玉树旅游的人很多，但是来曲麻莱县的游客算不上多。我们的风景、文化都不差，我们有格萨尔王登基台、藏传佛教寺院、昆仑民族文化旅游度假村，还有昆仑山玉珠峰、玉溪峰、扎陵湖、嘎朵觉悟以及广袤的草原。我们要用藏族的文化历史吸引游客，吸引大家把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品带回家，这样我们的日子就能越过越好啦！
基层不再是一个个方块字
讲述人：昂青卓玛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文化馆办公室主任）
现在走在大街上，我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总有人跟我打招呼说“老师好”。我才30岁， 但我有一种预感：退休以后我一定会去跳广场舞，还会带出一支舞蹈队。
▲昂青卓玛对馆办团队、社会民间团体，以及民间舞蹈爱好者进行培训和辅导。
以前提到参加省里的大型舞蹈比赛，县里的人们想都不敢想。但是在前年和去年，我为海晏县民间舞蹈团队编排的舞蹈连续两年在省级比赛中获奖。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编排的原创广场舞《天耀中华》还获得全国排舞广场舞推广中心评选的全国原创排舞广场舞“最具推广价值奖”。现在，每到有比赛，大家都跃跃欲试。我也暗自鼓着劲，多给大家排一些好节目，让大家再骄傲一把。
其实，一开始我是在文职岗位。我2014年到海晏县文化馆工作，在办公室的文职岗位上干了6年。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事休产假，单位安排我接手。当时我有些忐忑，毕竟没有管理经验，跟基层的接触也少，心想边学边干吧。不过，从小爱跳舞又是声乐专业的我，对艺术培训辅导是很感兴趣的。同时，我性格大大咧咧的，喜欢和人接触。于是，我就推了自己一把，走出舒适圈，试试看！
这一试，我的人生打开了新世界。
每天下午6点下班，吃过晚饭6点半开始为晚上的舞蹈课程做准备。晚上7点，舞蹈课准时开始，一个半小时的课程总要拖个十几分钟才能结束，收拾场地、洗个澡、换身衣服，到家基本上就9点多了。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是这个小县城最忙碌的人。大家都很认同。在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朝九晚五，上完班，下班吃个饭，然后溜达一圈，回家打打游戏、刷刷抖音、追追剧，一天就惬意收官了。这也是我之前的生活。但是现在，9点多回到家里，我还得忙着备课。一天排得满满当当，再也没有打游戏、追剧的时间了，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
▲每周二县文化广场上的锅庄舞表演
从2018年舞蹈培训开始，我每天晚上7点到8点半和粉丝在文化馆的公益培训教室见面，到了周末，还应牧民之邀给藏民培训锅庄舞。就这样雷打不动地坚持了快3年了，只是疫情期间转移到了线上，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了。
要做好基层文化工作一点也不容易。光有艺术特长是不够的，自身的业务学习一点都不能松懈。自打“上岗”以来，我的外出培训就没断过，一边是文化馆本身的业务培训，帮助我提升创排舞蹈的艺术素养和帮扶指导的培训技能；另一边是全省“三区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的交流学习，让我更加能够做好志愿工作、带好志愿者队伍。
▲昂青卓玛组织文艺下乡慰问演出
海晏在青海农牧区的分界线上，因此，文化活动的开展也要因“区”制宜。在地广人稀的牧区，夏天四散游牧，很难聚到一起，只有春节前大家才赶回来，因此培训旺季在冬天；农村则夏天比较忙碌，同时6月到9月也是青海的旅游旺季，民间特色文化、藏族传统习俗和非遗展示都是吸引游客的招牌。我们要适应这个节奏，做出花儿来。从6月开始，我们在海晏县广场上，每个星期二都有上百人的锅庄舞大联欢，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游客感受到了浓郁的地方风情。
我还负责海晏县“三区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的专职专干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走上管理岗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管理，不太会领导，也不太会说话，但是凭着一颗真挚的心，跟人打交道总是不会错的。虽然在工作处理上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最大的进步就是有了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不再像以前一样一门心思想着玩。
大家收入不高，但遇到下乡慰问演出和艺术辅导的时候，没有一句推辞。即使冬天也是如此，高原的冬天冷得出奇，大家手脚冻得发麻、脸冻得通红，也还是在大小文化活动中忙前忙后，活动结束后一丝不苟完成所有善后工作，完工就已经夜里十一二点了，没有一句怨言。每每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心里好像燃着一团火，充满感动、温暖和力量。
基层文化工作对我来说再也不是一个个的方块字，而是老百姓最真实的思想、情感、诉求、心愿。能为他们做点事，我是真的高兴。如果条件允许，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
讲述人：贲世录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人员）
我今年27岁，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文化馆已经工作了5个年头。当年，我大学毕业想回到家乡发展，正好文化馆招募“三区计划”文化工作者，我就报了名。
在学校时，我的专业是信息与计算科学，基本上就是跟电脑打交道，于是成了县文化馆宣传策划部的一员，承担起了新媒体工作，包括拍摄及音视频剪辑等内容。后来，我又学习了大屏、灯光、音响操控等多媒体技术，成了妥妥的技术流。
▲贲世录镜头下的“转山”
刚毕业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着安纳歌舞团下乡演出，我负责拍摄、录像。因为基层文化服务能力有限，安纳歌舞团的下乡演出就成了基层群众为数不多的文化活动，只记得大家特别喜欢，很开心，在高原的大太阳底下晒着也不肯挪步。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我赶紧用镜头记录下老百姓的笑脸。
▲贲世录在拍摄
后来，这样的下乡演出经历多了，每年都要有100多场，感动的时候也更多了。有一场基层演出时，台上是演员们跳着舞，台下一个小男孩保持一个姿势，不动不说话，目不转睛地看了半个多小时。我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个片段，他让我意识到人们对艺术的渴求是真挚而自然的。
经常下乡，跟农民们接触久了，就知道大家需要什么了。在基层开展文化工作，缺的就是“操心人”。乡镇文化站缺乏专职人员，大家承担多项工作忙不过来；村民们想搞文艺，全凭自己的一腔热血，没有老师教，也没有登台的机会。而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就是来操心这些问题的。
▲贲世录去红崖子沟乡张家村开展青绣普查
互助土族自治县是我国土族重要的聚居地。作为土生土长的土族人，我是在土族文化的浸染中长大的。以前，逢年过节女孩子穿着七彩花袖衫，男孩子戴着鹰嘴帽，转着吉祥的安昭舞；六月的土乡，田间地头回荡着土族“花儿”。如今，这样的景象很少再见了，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些传统文化艺术还是在大家的心里。
今年6月20日有一次全县的安昭舞比赛。随着疫情好转，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村民们都早出晚归，我每天下午五六点进村辅导，只有刚放学的小孩子来学。但是比赛日期正好赶上孩子上课，参加不了比赛，于是大家一咬牙一跺脚，生生地请了假，全天候地排练，就为参加这场比赛。村民这样热情，我们更不能松懈，整天泡在村子里。
得益于互助县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再借助文旅融合的东风，我们的活动越来越多，乡亲们也越来越见世面。一到夏天，我们就特别忙，加班、排练，周末也很少休息，但是大家都没有喊苦喊累。
我说的“大家”，指的是我县30多位“三区计划”文化工作者，大多数人跟我一样，毕业后就来到了这样的岗位上。安纳歌舞团特意为我们创作了一部作品《三区的一天》，展现的就是“三区计划”文化工作者从早上排练到演出，直至收拾服装回家的一天。
我感触最深的是，基层文化工作是一项长期、艰苦、意义深远的工作，年轻人也难免感觉待遇跟不上，但是，这份工作也有它的魅力，一群年轻人凑在一起，能碰撞出许多好点子。最近，我们正在制作短视频“说互助”系列，希望通过媒体平台把土族优秀的文化介绍给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