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了。
今天是所有现役军人和退役老兵的节日。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
这是由陆原、岳仑作词，岳仑作曲，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军旅歌曲《我是一个兵》中的一段歌词。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通过简洁质朴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唱出了军人的自豪，更通过“谁敢发动战争，坚决打它不留情”这样的歌词，表达出一名普通战士保家卫国的决心。
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和旅游部系统现有吴瀚、白鹰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和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同志、老军人500余位，他们是文化和旅游部系统的宝贵财富。
值此八一建军节，让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的故事
▲ 郭海鹏 摄
吴瀚，女，1914年3月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1936年4月入党。1933年9月至1937年7月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历史系学习。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汉口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战时服务团团长，桂林中山纪念学校教员，苏中行政公署二专署机要秘书，苏皖边区教育厅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在苏南妇联、华东妇联福利部工作，后曾任上海市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副主任，上海华东医院副院长、党总支书记，山东省科技情报所所长，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等职。
刘爽讲述母亲吴瀚的革命故事——吴瀚、武汉、无憾！
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家母吴瀚106岁寿辰，入党84周年，参加新四军79周年。吴瀚、武汉、无憾……这三个同音词日夜在我脑海翻腾。
历经百年，她的命运与党、与国家、与人民一直连在一起。她的一生怎么真就瀚、汉、撼？！她的人生真是一生无憾！
她的父亲，祖籍常州，算命盲人之子，清末随同乡盛宣怀出门打工，又带着盲父和妹妹在汉阳钢铁厂安了家，随后漂泊到安源煤矿谋生。她1914年出生于安源，父母期望天下太平，赐名“阿平”。上小学刚学会查字典，她就缠着姑姑改名，一个小小姑娘怎么偏偏就选中 “瀚”字为名？从此，她就随着时代的变迁走上了南征北战的无憾之路。
▲ 青年时期的吴瀚
1933年，19岁的她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国难当头，她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又在寒冬腊月参加清华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为避开军警的严密盘查和围堵，宣传队选择了尘土飞扬、坎坷不平的土道，伴随着北风怒号、寒风刺骨、飞沙走石，沿途的生活非常艰苦。她在沧州就开始发烧，但她无半点娇气，瞒着大家强忍病痛坚持跋涉。到德州，队友们送她去医院查出是患了白喉，不得不隔离住院并离队，但一周后解除隔离，她又立即坐火车赶到南京，与队友一道与反动当局展开斗争。1936年1月，车队被南京军警押送回北京。回校后，队员们组成清华车社，各人名字各取一字成联：“坚琦照新瀚，仁德振威荣；长城如海龙，雨仕让金山。”“瀚”是千里骑行中唯一的女生，她一往无前的闯劲令人感动。她又与车社同学一起，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 吴瀚（后排左七）和同学们组成“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赴绥远前线进行战地服务，被称为爱国青年的好榜样。
抗日启蒙了她的初心——1936年4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新的人生征程。她在国家和民族遭遇危难的时期，在自己人生的关口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她是中共党员人数从4万剧增到 80万中的普通一兵，只有紧紧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有希望。
解放战争时期，我的父亲刘季平在苏皖边区工作，母亲曾任父亲和章蕴的机要秘书。母亲回忆说：“行军时，我负责背军事地图，每天都有新的口令……”
▲ 刘季平、吴瀚携女儿刘康、刘爽在苏中
最困难的时期是1947年。根据战略需要，苏皖边区政府机关按部队番号组成“黄河大队”北撤转移。黄河大队有大队部、参议会、银行、财粮、干校、医院、新安旅行团、学校、家属等20多个中队，从淮安经鲁中地区，过黄河，进驻冀南地区故城县郑家口大杏基村。
父亲时任黄河大队政委，负责黄河大队的北撤行动。这时，母亲身怀次子即将临盆，长女7岁、次女4 岁、长子2 岁，行军困难重重。明知尾随的敌人一到，就有杀害新四军后代的惨事，为了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在途经山东沂水马家崖村时，她不与父亲商量，独自把次女和长子送给了结婚 10年没有孩子的民兵王队长。
她说：“季平是黄河大队的政委，部队规定每人的行李不能超过7斤，我们家小孩的鞋子就好几斤！”
“革命妈妈”朱姚老太竭力反对，设法将此事告知了在北撤部队队尾压阵指挥的父亲。父亲行军到马家崖村时才找回了一双儿女，并让其进入照管前线将领十几个孩子的朱姚老太办的临时托儿所。
1947年2月20日，战友黄希珍生下双胞胎女儿雷豪、雷杰，身体极度虚弱，没有奶水。看到战友的困难，她二话不说，就把只有3.9斤重的小雷杰带到自己身边，和儿子一起喂养。2002年7月，黄希珍阿姨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个妈妈哺育了两个孩子，我的精神、心理、体力的重负全压在了吴瀚同志身上，她是多么可亲的战友呀！”
今年3月8日是母亲吴瀚106岁寿辰，是一个无憾的寿辰！国家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她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在部队的医院里得到战友们的救助。她年老体衰，不能为党为国再做更多贡献了。医院出于防控需要，取消了亲友探视，她得到组织上的最好照顾，在病区医护人员的周全良好的关怀和医护下颐养天年，享受着党和人民最温暖的关爱，我们看到了军民互助的光荣传统在传承！以此文表达我们的衷心感谢！
对国家、民族发展前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支撑着母亲，一生听党话、跟党走，她的一生真真正正无憾！
抗日战争老兵故事
刘志杰，男，1927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冀中蠡县凌阳村。1937年至1941年上小学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担任过儿童团团长，进行“反扫荡”宣传；1944年于冀中军区34区卫生队受训正式参军。194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3月于原文化部离休。
刘志杰：狡猾的侵略者战胜不了人民
我的老家在河北冀中蠡县凌阳村，那里距离高阳县只有七华里。抗日战争时期，高阳县被日寇占领，所以我家乡的人民总是受到日军、伪军、汉奸的迫害。我的父亲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支持抗日，抗战初期，就有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干部进驻我家。受地方干部的影响，我从10岁就开始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他们宣传抗日、宣传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还教我们唱革命歌曲。我那时唱过的《流亡三部曲》，到现在歌词、曲调都记得非常清晰。
为了更好地组织群众、有力地打击敌人，村里成立了妇救会、儿童团、民兵队等群众组织。我在儿童团担任团长，我们20多名儿童团团员一起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还拿着木枪操练。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监视鬼子和汉奸的一举一动。只要日本鬼子、伪军一出高阳城，我们就能看见，然后迅速地告诉抗日干部，他们就隐藏起来。
鬼子非常狡猾。他们想知道哪里潜伏着八路军和抗日干部，就挖空心思进到村里了解情况。他们装扮成卖东西的小贩或者乞丐。装成乞丐的优势是能到各家各户去侦察。那时，我们家里住着党的抗日干部，我父母从不让乞丐进家门。就这样和日本鬼子斗智斗勇。
▲ 1942年，日本鬼子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图片来自网络
1940年到1942年间是我们最艰苦的日子，日本鬼子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又赶上连续两三年没有下雨，遇到了灾荒，老百姓的生活异常困苦。一开始将杨树皮磨成末吃，后来因为太饿，大家都等不及麦子成熟，到地里吃生的麦子，吃完身体非常难受。最后树皮都吃光了，饿殍遍野。而且，日本鬼子经常来扫荡，总是抢老百姓的食物，老百姓家里好不容易攒几个鸡蛋准备去换吃的，他们还把鸡蛋都抢走了。回想那段日子，现在还感到心痛。
村里群众对汉奸十分痛恨，我家是村里唯一一个抗日干部的聚集点。1942年，有个汉奸向日本鬼子报告我们家有抗日干部活动，鬼子来抓人，扑了空。第二天，大家调查出是村里的汉奸刘儒报告的，抗日干部就把这个汉奸就地正法了。第二次，又有一个汉奸泄密，但是日本鬼子也没有抓到我们的干部。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们查到了第二个汉奸的身份，经过审判，他被枪毙了。
抗日干部非常爱护老百姓，军民情谊很深。有一次，我父亲被敌人抓走，抗日干部就非常坚决地要营救我父亲。他们想办法收买高阳的一个大汉奸及其亲戚，并且很严肃地警告他，让他帮忙释放我父亲。最后，我的父亲被营救出来了。还有一次，我父亲被日本人拖去活埋，几个村民被迫去埋土，埋到一半的时候，村公所的所长对翻译说，我父亲是“良民”，没有窝藏八路军和抗日干部，日本人就没有继续埋我父亲。等他们走后，乡亲们把我父亲挖了出来。
▲ 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 图片来自网络
抗日战争时期，我参加过游击队。虽然在游击队中参加战斗很艰苦，但是那时候一说打伏击战，我们都很兴奋，根本不害怕，更没有想到过死。有一次，我正在村里站岗放哨，突然听到枪声，有个东西“啪”一声掉到我脚边。我挖出来一看，是子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日本人乱打的，正好打到我脚下。那是我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但是当时真没有害怕的感觉。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军民团结抗日，宁死不做亡国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历史，忘记就是对历史的背叛。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获得了国家颁发的纪念奖章。我非常激动。这是祖国和人民授予我的荣耀，是对那段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世界和平的期许。
解放战争老兵故事
王岚，女，1932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陵县。1946年2月参军入伍。1948年，参加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参加百万雄师过大江。1967年转业到原文化部。
王岚：班长为掩护我中弹牺牲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残酷战争的洗礼。我是个幸存者，很多人让我讲讲战友的故事，我觉得不讲对不起战友。可是，每当我回忆起他们，心中的痛依旧日复一日地翻滚着，不曾平息。
1932年10月25日，我出生在山东省陵县郑家寨封家村一个普通农民家中。我受到兄长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46年2月在他的带领下参军入伍。1947年8月，国民党45万大军进攻山东胶东解放区，所到之处，利用当地还乡团、恶霸地主，以残暴手段杀害干部和人民群众。
那时候，敌人把我们逼到了胶东海边，前卫部队集中在一个村庄的农家院里。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敌人把我们包围了。大部分同志突围出去了，我当时14岁，又瘦又小，和比我大一岁的吴玲同志被困在院子里。院墙虽然不高，但我们爬了几次也没爬上去，我俩从前院跑到后院，始终无法出去，焦急万分。正在这时，班长带几个同志回村找我们，他们翻墙跳进院子里，一手抓一个，把我俩扔出墙外。我摔得迷迷糊糊，还没清醒过来，就被班长等人拉起来跑，耳边依稀听到有人喊：“抓活的！抓活的！”
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班长一把将我们推出好远，急促地说：“快跑，一直往西！”紧接着，后边一声枪响，我回头一看，班长那高大的身躯晃晃悠悠地倒下了。我立即折回来想救班长，又听见一声枪响，左手指顿时感觉热乎乎、麻酥酥的，腿一软倒了下去。恍惚中，我的身上像压了一个大包袱，喘不过气来，似乎有人踩着我的小腿跑过去，还有好多人在叫：“追啊！追啊！”
终于，周围在一阵激烈的枪声后安静下来，敌人跑远了。天渐渐暗了下来，我慢慢活动了一下身体，费了好大劲才把压在我身上沉重的东西掀下来。一看才知道，那竟是一位我军的战士，是他用自己受了重伤的身体掩护了我！我摸摸他的嘴，已经没有气了，但他的眼睛还睁着。直到现在，每当我回忆起这位素不相识、救了我的命的战友牺牲时的模样，总是彻夜难眠。
我爬着越过许多死伤的人，好不容易找到我的班长。班长头部中弹，整个脑袋像个血葫芦，无法辨认。我凭着腰带认出了他，爬到他身边，摸摸他身上，好像还有热气，我使劲地拽他，可是怎么也拽不动。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天色越来越黑，我感到十分害怕。心慌意乱的我试着向西走，遇见一个村庄，村里没有动静，我看到村边有一堆麦秸垛，就钻了进去，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一阵扒麦秸垛的声音惊醒了我。我心想，这回可完了。猛然间，我又想起受训时首长说过的话：“遇到危险无法脱身时，给自己留一颗子弹。”于是，我握紧了手枪，想着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坚决不当俘虏。
这时，一个女同志的声音响起：“这里有一个伤员！”一瞬间，我被一群人围起来。“哎呀，可找到你了！”一个人喊道。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指导员。我当时直愣愣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子里都是班长躺在血泊里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撒腿就往村外跑。
战场已经打扫干净，班长遗体不见了。我跪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班长啊，你在哪里？”我站起来，仰面向东，朝天大喊，“我要为班长报仇！”在场的人都哭了，战友们扶起我，护着我一同回到部队驻地——一个小村庄的农家院里。
当天，我们在这个院子里召开了追悼大会。地上躺着一排排牺牲战友的遗体。他们都是仰面朝天、直直地躺着，每个人的上衣前襟掀起，盖住他们的脸。我急匆匆地跑过去，想找我的班长，被指导员一把抓住。我跪地不起，这时，师参谋长眼含热泪，举枪朝天打了一枪，说：“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和敌人血战到底，为战友报仇。”
我的班长就这样为我们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现在，我每当回忆起这段九死一生的往事，仍然是历历在目，肝胆俱裂。
▲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百万雄师集结在湖口到江阴的千里江岸上，整装待发。图片来自网络
▲ 1949年，王岚（后排右一）参加百万雄师过大江留影。
1948年，我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后又随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又经历了九死一生，最终幸存下来。经过残酷战争洗礼的我，今天享受到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感到无比知足、快乐，也更加珍惜。
抗美援朝老兵故事
陶纯孝，女，1937年出生于重庆。1951年进入川东军区文工团，抗美援朝时期曾参加中央慰问团六分团赴朝鲜慰问演出。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单簧管教授，原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司长，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协表演艺术委员会单簧管学会会长，现为中央音乐学院单簧管教授。
陶纯孝：行进路上遭遇敌军飞机扫射
我十二三岁就当兵了。从小我就向往军队，我在重庆上中学时，川东军区有部队在我们操场上出操，看到他们英姿飒爽的样子，我真希望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1951年，川东军区文工团来我们学校招生，凭着对军人的崇敬，我“稀里糊涂”就跑过去报名，并顺利考取了。文工团老师根据我的条件，安排我学习单簧管。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乐器，老师问我能不能学会，我坚定地说：“能！”
说实话，我家里没人懂音乐，我自己也并不具有音乐天分，学习单簧管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我坚信自己能学好，多半来源于要强的性格。最初学习单簧管的时候，我每天早起去山上练功。重庆的冬天特别冷，早起很痛苦，在山上，手脚常常被冻到僵硬，我咬牙坚持，从1951年到1953年，没有一天间断过。
▲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图片来自网络
1953年，我被选拔到中央慰问团六分团，准备赴朝鲜参加慰问演出。我们的演出队伍由按不同艺术形式选出的精干成员组成，吹拉弹唱，一应俱全。195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最为激烈的一年。那一年，我16岁，当我亲眼看到战争的残酷、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艰难和无畏，心灵被深深震撼了。
1953年3月，我们在夜里过桥，渡过鸭绿江。因为白天美军的飞机一直在密集轰炸，只有夜里停止轰炸了，我们才能乘着“嘎斯”汽车谨慎前进。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一旦有飞机飞过，看到车灯的亮光，就会开始投炸弹。接应我们的是有经验的志愿军同志，他教我们如何躲避飞机轰炸。朝鲜的山比较多，山顶上都有我们的同志在放哨，一旦听到飞机靠近的声音，放哨的同志就会在山上打一枪进行提醒。这样，汽车的灯就会关掉，飞机在上面什么也看不清。
即便这样，夜晚行进还是存在危险。狡猾的敌军在交通枢纽地带进行严格封锁，他们时不时会在晚上飞行、搜索，偶尔进行轰炸。我们的志愿军很聪明，他们利用敌军投放照明弹、绕出去再飞回来的时间差，带着我们迅速行动，冲过封锁。但打时间差的方式同样存在风险，如果赶上敌军飞机很快回头，就容易被发现，机枪扫射下来，我们来不及反应，可能就会失去性命。当时，我们有6个赴朝慰问演出的团队，其中一个团队就遭遇了这样的意外轰炸，很多战友牺牲了。
进入朝鲜境内后，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一路上，从没看见过哪座城市有完好的房子，到处是残垣断壁，地上弹坑连弹坑，一到下雨，弹坑里都是深深的积水……志愿军安排我们随他们住在挖好的山洞、地道、坑道里。不要小瞧这些“建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没条件的情况下创造条件，用双手筑起了安全牢固的“地下长城”。我记得，地道里面甚至还有礼堂，志愿军为我们准备了简单的小舞台。在那些难得听不到敌军飞机和轰炸声的平静夜晚，我们在地道里为志愿军演出一些简短的小节目，为他们歌唱、舞蹈、弹奏，那一刻，战争带来的伤痛似乎都飘远了。
我们此行的演出任务主要面向来自祖国西南的部队，需要我们到朝鲜北部一带去。在行进的过程中，几次遇到被轰炸的危险情况。
有一天夜里，我们坐的“嘎斯”汽车停在公路上。公路旁不远处有个小村庄，有朝鲜人在那里居住。也许因为敌军飞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轰炸，村民们有些放松警惕，可他们不知道敌军白天已经侦查好了情况，夜晚直接来轰炸。敌军飞机这次直接投下了燃烧弹和子母弹，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时，我看到熊熊烈火瞬间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燃烧起来。有人对我们喊，让我们赶紧下车躲起来。我们跳下车躲进路边的弹坑里，有经验的志愿军发现情况不对，又让我们赶紧回来。可我是个小个子，跳进的弹坑太深，半天也爬不上来，危急时刻，有位老同志一把将我拽上来。我们都上车后，车子赶紧往回退，没退多远，原来停车的地方就遭到敌军飞机扫射。当时，我完全怔住了，但说实话，我并不害怕，我想的是，还有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呢！
在朝鲜一待就是6个月，这期间，我看到了志愿军战士艰苦战斗的过程，体会到他们所作的巨大牺牲。战士们长期待在漆黑的地道里，很少见到阳光，有些同志视力下降，身体很虚弱，很多人还患上了肠胃疾病，我胃疼的毛病也是在那时候落下的。但是在那半年中，我从未听到任何一位战士抱怨过。与其说我们在用演出鼓舞他们的士气，不如说是他们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感染着我们。
▲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图片来自网络
1953年7月2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以美军为首的侵略军被迫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正式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当天22时正式生效。协定生效前，美军的轰炸特别厉害。我们都躲到山洞里，听着外面飞机不停地轰炸。协定生效的时间到了，轰炸声消失了，我们从山洞里、掩体里出来，高兴坏了。“战争结束了！”我听见有人高喊。
半年时间在人生长河里是很短的一段时光，但这段经历塑造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回顾这些经历，我深感我们现在的和平与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它、捍卫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