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文旅中国” 作者：胡克非 罗群
曲艺直播探索成功的原因:相比于小剧场，直播平台具有巨大的观众容量；直播的形式非常适合曲艺演出，技术的成熟也使得在直播间与演员进行互动成为可能；直播的形式非常方便观众和听众进行回放；最后，疫情期间宅家隔离的人们对曲艺等鲜活的娱乐节目有较高的需求，而前期繁荣的小剧场演出也为曲艺线上演出积累了观众基础。
曲艺直播的要点:接受互联网的特点、优势，思考当代曲艺应该怎么演；研究互联网和直播的属性，调整转变风格；适应直播间与现场演出的区别。
“科技与时代就是这样，驱赶着我们向前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各类电视节目逐步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早已习惯通过广播收听曲艺节目的人们惊喜地发现，可视化带来的感官刺激让相声、评书、鼓曲等传统艺术有了全新的体验。以相声为例，一批批优秀的演员通过电视这一媒介，使得相声这门艺术家喻户晓。
但凡事皆有利弊。十几年过去，人们逐渐发现了屏幕的弊端：曲艺只是浩繁的电视节目品类中的一种，很难占据黄金时段，也很难拥有能够完整欣赏这一艺术门类的节目时长；另一方面，曲艺对于观众互动要求较高，电视屏幕恰恰成为一种阻碍。因此，曲艺回归剧场一时间成为人们的呼声。部分相声社团在此时抓住机遇，让相声小剧场重回人们视线。多年耕耘后，人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曲艺的“小剧场+商演”模式，曲艺新人得以在小剧场中快速成长。
突如其来的疫情造成剧场演出乃至线下文化生活停摆，人们不得不重新建立文化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各行各业从未像如今这般依赖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科技的进步与成熟，也催生着各类的新型模式。文化艺术演出活动推迟、取消造成的巨大损失，同样迫使曲艺人谋求“破圈”突围。当曲艺重新拥抱屏幕，是迫不得已还是顺势而为？演出形式的转变会为这些传统艺术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一个人的“曲苑杂坛”
3月28日晚，嘻哈包袱铺班主、相声演员高晓攀第一次出现在直播间里，起初的几分钟里，高晓攀不断问候着网友，并反复强调：“我是直播小白，希望大家多包容，感谢大家喜欢相声。”
谈到将相声带入直播间，高晓攀坦言，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生存。
“疫情期间，嘻哈包袱铺没有演出了，演员们又都需要收入，我们得先活下去，所以我们才开始了直播。”高晓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嘻哈包袱铺的利润是2500万元，由小剧场、商演的票房收入与版权交易共同构成。而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没有任何的演出收入，房剧场租却没有减免，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间，嘻哈包袱铺已经失去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北京交道口剧场。“如果不做出改变，也许另外两个小剧场也会保不住。”经济的压力让高晓攀将目光投向了直播平台。
直播平台相对于剧场来说，有着容量上的巨大优势，以往线下曲艺演出，最大的商演剧场容量也不过千人，而互联网能够通过无形的网络信号，容纳极大数量的观众。“如果能在满足我们生存的情况下，使得更多人了解曲艺，爱上相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那将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高晓攀说。
那天的直播中，高晓攀使出了浑身解数，展现了相声中的经典贯口《玲珑塔》《同仁堂》《地理图》，模仿流行歌手演唱歌曲，吉他弹唱等，其中还包括教授快板练习方式，扇子功的技巧等曲艺常识。两个小时的直播，高晓攀大汗淋漓，有网友留言称这是一个人的“曲苑杂坛”。
直播结束后，高晓攀与直播平台对接了当晚的流量和数据，看到数据的时候，他着实吓了一跳——同时在线人数最高峰值达到122.7万，通过打赏礼物直接带来的经济收益是50万元。熟知直播网红收益的人并不会在意50万元这个数字，但对高晓攀而言，这是一笔巨款。要知道，曾经一场相声商演，也不过15万元的收益，一个人直播两个小时，便是三台半商演的回报，这让高晓攀看到了拥抱互联网带来的红利，也让他对相声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思考。
随后的几次直播，高晓攀将和相声老艺人连线，让许多鲜有发声的老艺术家通过互联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相声经历、相声感悟以及对于相声创作和未来的思考。“我希望让热爱相声的人更加了解相声最原本的样子。”高晓攀说。
直播间是最接近书馆的地方
与高晓攀相比，北京戏曲职业学院曲艺系主任、评书演员张怡没有那么紧迫的生存压力，但她同样将书馆开到了线上，在她眼中，直播间是与书馆最接近的地方。
在张怡看来，与广播评书和电视评书相比，直播评书距离观众更近，演员可以说话，观众可以打弹幕，实时交流。在观众提问题时，演员可以在说书的过程中，用点评的方式回答。“如果将广播评书、电视评书、网络直播评书这几种评书演出形态放在一起比较，直播是最接近书馆评书表演原生态的。”张怡说。
在直播间中，张怡选择率先和网友见面的是自己最喜欢的评书《红楼梦》。比起传统评书文本相对简单、黑白分明的矛盾冲突，《红楼梦》是一部多重矛盾冲突并行的文学作品，人物性格更加立体化、多面化，文学性也更强，很长一段时间，传统评书演员并未将整本的《红楼梦》呈现在舞台上，只是挑选段落演绎。张怡认为，这与曾经观众整体的文化水平有关，如今，受众的文化水平普遍很高，有的是硕士，博士，《红楼梦》的文学性已经不再是影响说书人和观众沟通的障碍。几天直播后，张怡发现，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在线人数从最初的1000多逐日提高，让自己颇感欣慰。
“评书走进直播间的另一个好处是，它的回放量非常大。一段直播节目会在网上产生一个新的文件，然后这个文件每天还有一两万的复播量。所以直播，等于是给评书带来一个新的拓展窗口。”张怡说，直播较少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满足了听众、观众对日常观看演出的需要，也为疫情过后线下演出回归，保留了基本的观众群体，同时培养了潜在的观众群体，为曲艺未来的演出凝聚元气。正是这样的考量，让她决定在直播间坚持下去。
不能总是“老腔老调”
相声、评书近期集中发力直播，疫情影响是一个推动因素。其实，即便是没有疫情的影响，曲艺小剧场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相声本来就是脱胎于民间的艺术，一直跟着时代走。百余年来，作为娱乐大众的艺术，从撂地摊到进入剧场，从广播到电视再到如今的互联网，相声从来都是走在时代和科技进步的前沿，因此才得以流传百年，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高晓攀认为，科技进步影响着艺术的传播方式，那么，相声演员也应该根据传播方式的变化，调整自己的风格和路数。“我们这一代相声演员，应该去了解互联网而不是抵触，更不是认为这不是传统的相声样子而去否定，我们一定要接受互联网的特点、优势，思考当代的相声应该怎么说，与时俱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做到。”高晓攀说。
想要做好曲艺直播，就需要改变观念。无论是评书还是相声，与观众互动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高晓攀发现，在小剧场里，演员演得好，观众会叫好、鼓掌、送花篮，演员知道喊好的是谁，可以在剧场里与其互动。但是在直播中，演员看不到人，只能通过评论和刷礼物来感受观众的存在。“隔着屏幕互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直播有其特有的艺术效果，这需要去调整表演风格，并研究互联网、直播的属性。”高晓攀笑谈，“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地方，你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你也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你。”
互动对于直播来说非常重要，张怡有她自己处理互动的方式，即在演出的开始之前和演出后，和观众进行整块儿时间的互动；在演出的过程中，观众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张怡看到问题，则利用在书里评的方式，巧妙地和观众互动沟通。这个方式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同时也不会对整体节奏的把控出现影响，这是张怡直播了几天后的心得。
在曲艺作品创作和表演上，直播间和现场演出也有着较大的区别，“以前我们在剧场说相声，一定要呈现一个完整的作品，有起承转合，互联网直播则不一样，你稍微慢一点，观众就不看你了，这就需要包袱越来越密集、精准化，用我们的行话就是说掐包袱尖儿，把最精彩的部分快速呈现给网友，让网友感受到相声的魅力和相声里的幽默。”高晓攀说。张怡则认为，评书与相声恰恰相反，由于直播没有实体书馆的诸多客观因素限制，反而会更加贴近原著的章回，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评书演绎。
不同的门类有不同的特点和应对，但无论怎样，曲艺人都在寻求着互联网带来的全新改变，这个改变影响的，也许是整个曲艺行业。
高晓攀和张怡不过是这几个月间活跃在直播平台的众多曲艺人中的代表。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舞台形式、创作风格、交流互动模式的改变，传统艺术的年轻从业者不断寻求着突破，而采取的方法则是老先生的老路子，即令作品、表演贴近时代、满足需求。这一点，从未改变。就像高晓攀说的那样：“科技与时代就是这样，驱赶着我们向前走。”
观点
从来如此，便对么？
罗 群
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中国文化破旧立新之时，新文化运动主将反思传统的由衷一问。历史走进新时代，面对传统艺术，今人也同样该有一份思考：从来如此，如今就一定该如此吗？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新事物、新方法，是对传统的反叛，还是创造性的继承和发扬？
在近些年的演出市场中，传统曲艺可谓大放异彩，尤其是相声，成功实现了“破圈”。然而，质疑之声几乎伴随着相声的一路发展从未停止，质疑的角度包括作品立意、主题内容、演出节奏甚至道德水平等许多层面，结论往往是：现在的相声不尊重传统，相声变了、坏了。持此论者说到这里，常常有顿足捶胸之叹、沧海桑田之感、“忧国忧民”之思，颇不得了。
那么，所谓相声的传统、本质，究竟是什么呢？以历史、掌故为灵感创作的相声是好相声，取材于身边人与事的相声也是好相声；平和质朴的文哏段子是好相声，热闹火爆的腿子活也是好相声；针砭时弊的是好相声，表现幸福生活的也可以是好相声。历史地看，相声从来不止一副模样，也不会被某一范式所简单定义，而是始终兼收并蓄、与时俱进，以不同的面貌展现自身的魅力，以演员的说学逗唱表现大千世界、社会人生，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特点的观众的需求。不同的审美口味，各取所需，入不了自己的眼，不听不看就是。
如果你认为侯宝林大师在相声中融入京剧，观众边听边拍着腿、数着板眼，是一种高雅与默契；那么，当今年轻的相声演员弹弹吉他，搞搞直播，观众跟演员聊聊天、唱唱歌，也就再正常不过。相声是常说常新的，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它总是能从流行的兄弟艺术那里汲取资源、丰富自身、愉悦观众；从路边到剧场，相声也始终随着演出场所的变化进行着调整。事实上，其他具有生命力的艺术，也大抵具有这类开放、包容、不断自我拓展的特点。侯宝林、梅兰芳、严凤英等在各自领域很有建树的名家大师，无一不是艺术感觉敏锐，敢于、善于创新的智者。正如本雅明所说，具有创新性的艺术，就形式而言也应该是创新的。相声、曲艺一直在尝试创新，这很好，停滞了的，恐怕是一部分人的观念。
站在相声的内部观照相声，不难发现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是相声向前发展的关键动力。而考察相声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则可发掘相声中潜藏的文化密码。就拿相声中颇受诟病的伦理哏来说，所谓天地君亲师的秩序是封建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石，不容撼动，而诞生于清末民初的相声恰好赶上了中国新旧文化的碰撞交融，旧的文化秩序松动，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如今可以拿来开个不过分的、不怀恶意的小玩笑。同样的道理，如今相声乃至曲艺界百花齐放，不论小剧场、直播间，还是由传播渠道多元化而带来的内容、风格嬗变，几乎都是技术、社会发展的必然，诉说着艺术的魅力、时代的活力和发展的无限可能。仅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点江山，简直容易得毫无价值，理解一门艺术以及它背后的文化信息，理解一代艺术从业者为发展自己操持的艺术所做出的辛勤探索和努力，显然更有意义。
生存堪忧，何来艺术？谁故步自封、自外于前进的浪潮，谁就将被历史所抛弃，不论因循守旧者是否自命“圣贤”。
当然，社会、时代为相声、为曲艺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不可能每一种创新都能成功，也不可能每一种探索都有收获。但是，创新与探索，是必须的。传统的路，必须通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