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业的兴衰，既取决于创新，也离不开传承。电视艺术是一门瞬息万变的历史，如果不能及时记录研究，曾经的存在就会变为虚无，像人一样，失去记忆就像缺失参照，会因进退失据而陷入痴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下是什么，需要有心人去发掘和思考。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任何一个行业要健康并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不断地回答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研究历史，总结成败，少走弯路，激励后人，就是回答“你从哪里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何天洋撰写的《贵州电视艺术史》很有价值。
天洋1998年入职贵州电视台，之前我与他没有太多交往，感觉他虽然求职求学之路艰难，但有追求，能吃苦，写了不少东西。2016年夏，我回到贵阳，他告诉我正在写一本贵州电视艺术史，希望我能给他写序，我没有当即答应他，说实话当时脑子里是有问号的。此次看到他的书稿竟有300多页，让我着实有些吃惊。这部史书前后跨越50年时间，需要查阅海量资料，走访很多人，订正许多史实，做大量的案头分析研究工作，一个人单枪匹马，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艰辛可想而知。正是他的执着打动了我，作为一个贵州电视艺术的敲边鼓者，当我一页页细读下去，曾经亲历过的一些往事和许多熟悉的身影，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让我心起涟漪，有话想说。
电视艺术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贵州电视艺术史》通过若干个“第一”：如第一台电视转播车，第一部电视文艺片，第一部电视剧，第一个电视专题栏目，第一部电视纪录片……生动具体地给读者展示了贵州电视艺术的一个又一个脚印。阅读《贵州电视艺术史》能生动具体地感觉到，50年来，贵州电视艺术的发展得到各方面的厚爱，并与贵州的发展进步相伴而行。
其一，贵州的经济社会虽然长期相对落后，但包括电视艺术在内的整个贵州电视，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本土条件的限制，实现了超前发展，最基本的原因是，贵州特殊的地理人文条件，特别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和让外部世界了解，而几十年来电视无疑是最便捷的工具。正是因为老百姓的信息文化生活特别仰仗电视，贵州的各级领导特别重视电视，社会各方面特别支持电视，贵州才有可能在西部第2家，全国第10家办起了电视。上世纪80年代末，贵州电视超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实现上星传播，使贵州卫视靠先发优势覆盖位居省级卫视前列。多年来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建设农村卫星接收站，建设总数长期位居全国第一。较快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使贵州城乡居民比北、上、广先享受到数字电视服务，这些都为贵州电视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二，贵州电视艺术的发展，促进了贵州人的文化认同，提升了文化自信，扩大了知名度，促进了全省社会文化的发展。艺术让人自醒，也让人自信。50年来一大批优秀影视剧目、栏目在日积月累中沉淀并赋予了贵州人的文化自觉，如《遵义会议》、《侗族大歌》、《贵州人》、《发现贵州》……为宣传贵州，提升贵州的知名度、美誉度功不可灭。特别是2005年开始并连续举办多年的，以“热爱贵州、唱响贵州、建设贵州”为主题的“多彩贵州电视文艺大赛”，规模和影响前所未有，是贵州电视艺术盛开的一朵奇葩。
其三，优秀的本土传统文化滋养和彰显了贵州电视艺术的品格。同质化和模仿化是当今中国电视的一大弊端，随着影视文化市场对于差异化经营要求日趋迫切，地方电视、特别是卫视，必然要从本土文化中提炼出差异化、排他性元素，贵州电视艺术经历了从宣传品、作品、产品的角色转换，面对观众的审美疲劳和卫星上天和频道落地的矛盾，如何更加注重本土文化的发掘和创新，实现文化品味、品质和品格上的提升，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借鉴总结。
其四，不断创新是贵州电视艺术持续发展的动力。面对本省资源的不足，多年来，贵州在影视节目生产方式上，善于借船出海，整合省内外各种资源，在贫脊的土地上开出了灿烂的影视艺术之花。唐亚平的三部曲《侗族大歌》、《苗族舞蹈》、《布依》，得到贵州省政协的资金和智力支持。作为最有影响的春节电视文艺晚会，贵州电视台不仅与省内各兄弟台联办，在世纪之交，先后与多个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多台春晚，这些联办的春晚不仅丰富了内容，提高了质量，扩大了影响，也通过交流提高了贵州电视综艺节目的制作能力。
其五，电视艺术是人的艺术，在贵州电视艺术砥砺前行的50年里，一批又一批优秀电视工作者，在奉献，在成长。他们是光阴的歌者，人与艺术同辉。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书中对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董明海生前参与拍摄贵州台第一部风光系列片《梵净山》的生动回忆。“摄制组为了拍到最佳画面，他们涉激流，过险滩，登高山，攀危岩，披荆斩棘，风餐露宿，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当时担任照明和摄影助理的董明海，在拍摄期间因山洪瀑发，被冲下山涧，险些丧命。”这一情节被摄影师抓拍并编入片中，为我们留下了董明海同志敬业奉献的事迹和精神，他是贵州电视艺术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总之，何天洋的《贵州电视艺术史》，填补了贵州电视史的空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为开山之作，也难免留下遗憾。用高标准要求，本书有宽度、厚度，也有一定深度，但在高度上稍显不足。电视艺术的发展与社会、时代紧密相联，如果能从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对电视艺术发展的重大影响中探寻到更多系统性、规律性的认知，它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会更大。(李新民，原贵州电视台台长，原贵州广播电视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