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北京，芳菲尽染，在北京密云的一处小院，记者第一次见到了音乐史学家、古琴家吴钊。提起这个名字，中国音乐界尤其是古琴界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走过被打理得有条不紊的小院，老先生已经迎在门口，午后的阳光洒在他的脸上，笑意盈盈。

音乐史学家、古琴家吴钊

已是耄耋之年的吴钊清瘦健朗。在飘着淡淡茶香的会客厅与他相对而坐，一把古琴就摆在客厅的正中央，墙边的书架上是他的系列著作，这些是他70余年遍览史料、遍步中国写就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相关著述。吴钊讲话谦和、儒雅，即使未曾抚琴，也不难看出他琴家的风骨；谈及音乐史的研究，他逻辑清晰、用语犀利，学者风范展露无遗。

“我很幸运，古琴入门跟随的是第一流的老师，到现在70多年了。虽然我是搞理论的，但是我的实践始终没丢。我跟人说，我是写文章的，古琴是我的业余爱好。”吴钊说。

吴钊出生于书香门第，其家族在苏州是名门望族，叔祖吴梅是燕京大学教授，又是昆曲专家。祖父是苏州昆曲传习所的参与人之一。苏州文化名流和昆曲爱好者常常在吴钊家中举行“同期”，因此在吴钊的儿时记忆里，昆曲的韵律一直旋于耳畔。此外，家人还热衷于国画，笔墨之香也成为吴钊儿时最熟悉的味道。在家人的影响下，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自幼就成为吴钊的爱好，《诗经》《乐府》《汉赋》等均有涉猎。

与吴氏一族对传统文化的热衷不同，吴钊的外祖父一家却更多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我的外祖父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学，宋子文担任民国财长时曾邀外祖父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但没过一个月，外祖父便辞官回乡，做了一名中学教员，宁肯教书育人也不愿为官。”吴钊笑着说。受外祖父影响，吴钊的父母将其送进教会学校学习，从小便开始学习英文，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熏陶。但在家教方面，父母一直坚守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意识，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理念。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吴钊的骨子里很早就埋下了坚守中华文化的种子，同时，也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思维习惯。

十一二岁时，看到父亲弹古琴感觉“好玩儿”的吴钊开始学习古琴。一开始，他跟着父亲学琴，但很快，他便发现父亲的传授已经不能满足自己，于是，他便去拜教授父亲琴艺的古琴艺术家査阜西为师。查阜西高兴地收下了这个小徒弟。几年学习下来，查阜西看到了吴钊身上的巨大潜力，就建议他在大学阶段攻读文史专业并继续学习古琴。

“我的大学、专业甚至未来的工作方向在高中毕业时就被几位老先生‘内定’了。”吴钊开玩笑说。他接受了查阜西的建议，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古代历史。查阜西当时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他一心想要培养吴钊做自己的助手。也正是因为心中清楚自己在毕业后要从事的工作，吴钊在大学里的学习目标更加清晰。

“我是个不守本分的学生。当时历史专业的课程偏向经济、政治和军事，涉及文化方面的内容很少，为了学习更多文化相关的知识，我跑去中文系‘混’课，学习中国文学史。”吴钊笑言。此外，吴钊每周都有一整天的时间在天津图书馆度过，在那里查阅各种地方志，一切与琴有关的内容都一一记录，积累了大量有关史学、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乃至古董学的知识。查阜西还给吴钊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老师让我帮他抄写一些有关古琴的资料，每月给我5元钱，我用这些钱去天津的古籍市场买了很多老琴谱和书籍。现在想来，做研究的基础就是收集资料，其后才是熟悉资料，从而发现问题。老师给我的这项工作也让我在日后受益匪浅。”吴钊说。

彼时，中央音乐学院还在天津，时任院长吕骥对古琴情有独钟，就在该院民族器乐系首设了古琴专业，并从上海邀请当时吴派古琴大师吴景略前来任教。为了让吴钊能够在天津继续学习古琴，査阜西特意写信给吴景略推荐了吴钊。师从吴景略，吴钊学习到了许多吴派古琴特有技法。他总是认真地去观察老师弹琴时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请老师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动作的方向和幅度，再从慢动作练起，不断琢磨、练习。这段学琴经历使得吴钊的琴艺和对古琴的理解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59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在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的执意坚持下，吴钊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前身），做起了杨荫浏的助理，自此正式走上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之路。时至今日，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钊仍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深耕广种。

音乐史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问。近百年来，我国出版的音乐史学专著也是屈指可数，其中，《中国音乐史略》（吴钊与刘东升合著）被翻译成了日文。这本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4年，在杨荫浏的指导下，吴钊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音乐小史》。之后在该书的基础上，经过较大的修改，并由刘东升增写了近代部分，得以以《中国音乐史略》的名称正式出版。而这本书也正是吴钊对老师杨萌浏“写有音乐的音乐史”这一思想的践行。

吴钊与刘东升合著的《中国音乐史略》

“中国的音乐史著作乃至教材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音乐，只有历史记载。无论是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还是周代的《大武》，都只留下了文献记录。想要打破中国音乐史没有音乐这一成说，就必须重新去梳理古琴的历史、恢复古琴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吴钊说，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重要的器乐形式，古琴属于精英文化，除了古琴，中国古代音乐还有与祭祀、习俗一同流传下来的民间音乐和目前只留存有文献记录的宫廷音乐。但这其中只有古琴是唯一没有断续的器乐，它不仅是民族器乐中受西方影响最晚也最少的器乐，还有大量优秀作品传世，现存最早的曲谱是汉代末年的《广陵散》，这些曲目历经汉、唐、宋、元、明、清二千年，至今仍被人们弹拨、传习。

在《中国音乐史略》一书中，吴钊对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音乐名作进行了细致分析，如对汉代名曲《广陵散》所做的曲调考古，从相和大曲、乐府的结构特征的分析入手，结合文献与传世曲谱，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此后的著作中，吴钊不断尝试增加古琴相关内容的分量，希望能够恢复古琴在音乐史上的地位。

如果说古琴家的身份让吴钊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方面有了更多思考，那么，古代历史专业的出身则为他的音乐史研究开拓出更广阔的视野。2019年年底，吴钊所著《中国音乐史·图典版》出版发行，这部被赞“有声有色的中国音乐史”由30万字、700余幅精美图片和80多条珍贵音频组成。书中，吴钊将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成果与音乐考古学、音乐史学、民俗音乐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可听音乐史，并加入大量考古出土乐器和著名音乐家演奏的作品，其中很多图片和一些演奏更是出自吴钊本人之手。

“长久以来，音乐史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将音乐从社会、从文化中剥离，就音乐讲音乐。这种方式是比较片面的。这本书中，我尝试将音乐融入文化、纳入社会，更加完整、全面地去呈现音乐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相关性，从而看到音乐更本质的问题。”吴钊说。书中，吴钊通过音乐去探索中华文化的起源，寻找到了音乐史学新的意义。“中国自古就是礼乐之邦，中华文化中阴阳八卦等思想文化的源头都能够在音乐考古中寻找到确凿的证据。通过音乐，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梳理出中华文化的起源及发展脉络，为我们研究和读懂中国历史提供全新的视角。”他说。

除了音乐史学家和古琴家，吴钊的另一个身份给他增添了一份新的责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钊于1976年开始承担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科研项目——査阜西主编的《琴曲集成》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古琴乐曲多达3000多首，将历代琴乐史料汇集在一起是一项繁重但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此书现已出齐30册。此外，吴钊还对修复古琴有着深入研究，他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修复过包括“枯木龙吟”在内的15张历代古琴。

吴钊于1976年开始承担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科研项目——査阜西主编的《琴曲集成》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古琴是中华民族历史最久、水平最高、遗产最多、最具艺术特征的土生土长的弹弦乐器。古琴曲目体现的思想境界很高，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追求、坚强的民族性格和待人接物的良好品质。”吴钊说，目前，古琴的发展势头很好，越来越多的高等学府开始开设古琴专业或古琴课程、讲座，古琴制造和培训等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吴钊介绍，上世纪50年代，在振兴保护古琴遗产之时，古琴进入音乐院校，一批经过西方专业音乐技能训练的专业琴家及其学生的出现，使古琴艺术与中西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近十年来，古琴领域的中西文化冲突更加明显、尖锐。“目前，专业院校的古琴教育以西方音乐基础知识、教育模式和价值观为基础，用经过规范的演奏技法，培养既能演奏传统古曲又能演奏新创琴曲，还能参加乐队合奏的舞台型‘全面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各派大师特有的‘运指’方式、演奏技法以及对乐曲的理解和诠释经验等都不同程度遗失掉了。”

吴钊认为，应当从古琴发展的两个不同路径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古琴应当演奏古曲，原样保存、原样传承，保留原有的演奏技巧、审美、思想和诠释方法。而从当代音乐艺术的发展来说，应当允许每个琴家根据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审美取向，进行创新。

“古琴是一门非常讲究师承的艺术，琴谱上没有的、老师手上的‘小动作’往往才是精华，学到了这些‘小动作’才能弹出曲子的韵味。目前，为数不多的传统琴家，特别是他们当中的代表性传承人大都年事已高，当务之急就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把现存老年琴家身上保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保留在他们手上的传统琴曲和传统琴艺尽量抢救、保护和传承下去，否则人去艺亡，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吴钊说。